南怀瑾先生侧记(一)

南怀瑾先生侧记(一)

余教授的话

天下许多事往往由一些偶发的原因而造成,这本书也是这样。

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这一天,就与这本书的诞生,颇有关系。

那天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新松公寓,这是专供外国留学生住宿的公寓。

因为这里环境清静,出外办事方便,加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很好,故而每次来北京都住在这里。

晚饭后正在收拾行囊,因为第二天就要走了。

这时电话铃响了,是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李音祚编辑打来的,问我愿不愿意与一位名叫余一彦的教授见面。

这位余教授与她的夫婿潘峰教授,都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,二人又双双留学法国。他们在法国都得到了博士学位,结婚后仍然回到大陆,在他们的母校武汉大学任教。余教授现在从武汉到了北京,她的另一半潘峰教授,去了法国讲学。

这对年轻的夫妇学者,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,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形而上的学问,颇有兴趣。余教授最先看到南老师的著作,是在加拿大的一所图书馆里,后来又连续看了许多南著的书籍。

因为师大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南著几本书,故而与我比较熟稔。李音祚编辑在电话中说,余教授正好到北京来了,也住在师大校园内。

既然都在这个校园内,那就见面吧!所以余教授就来了。

就是这位余教授,就是那天晚上的谈话,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。

说起来真是奇怪,我和余教授谈着谈着,谈到一个问题:因为大陆出版南著的书籍已有二十余本之多,销售总计也超过了二百万册,读者着实不少。许多人看了南老师的书,不免渴望了解南老师这个人。

对于这个问题,余教授发表了她的一些高见。她认为:南老师除了传统文化各家学术的学养外,他还是禅宗大师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涉入一些禅宗的知识或修养的话,恐怕是很难描述南老师的。

接着她又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:“离开禅宗来说南老,会变成误导!”

这句话真够严重!使我暗自吃惊。

当时在座的,还有一位青年,名叫马宏达,任职西藏驻京办事处。那天他刚好来送书给我,碰见了余教授在此,大家就一起聊了起来。

就是余教授这句严重的话,撩起我写这本书的念头。但读者千万不要误会,以为我自认懂得禅宗之学。

说实在的,我对禅宗的学问和修养,只是一个旁听生而已;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爱好罢了。

既然如此,我为什么却要自不量力,来撰写这本书呢?这其中有几个原因。

第一,我虽只是禅宗的旁听生,但我得识南老师已有三十年之久。在这三十年的岁月里,南老师推动的许多文化工作,我多少也曾参与过一些。如能把我直接 或间接参与过的事情记录下来,应该算是有关南老师的部分真实记载了。这些记录虽然仅仅是我个人所经历的,并非南老师的全面,但却不是道听途说。

第二,趁着三十年来与南老师有关联的人多数健在,见证人多,正是动笔的好时机。如待来日人去楼空,往事只能回忆时,则真假莫辨,反而真的成为道听途说,死无对证了。

第三,十几年前,曾结合友好各自撰述从学南师的心得,编成《怀师》一书,为志南师七十之寿。当时我正好是个闲人,故而勉强担起了编辑工作。之后几 年,每每有人倡议编写南师传记,或八十寿诞纪念文集等,以使前次向隅者得能共襄盛举,但谈谈说说,各自忙碌,又加上南师风闻后极不赞成,故而始终没有结 果。这次与余教授一席谈后,回到香港及台北,把我的想法告诉众友好,公认此书一定要写,并且要快写。但到底由谁执笔,大家推来推去,最后我只好义不容辞 了。

 

三十年的追忆

由于前述的原因,我就打定主意要写这本书了,但真要做起来,还有一段曲折。

因为在做这个决定时,我正在写《袁晓园的故事》。这位晓园女士已届九八高龄,她是时代的传奇人物,从缠小脚念私塾的幼年,不断自我努力奋斗而得以到 法国留学。她曾出任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,又服务于纽约联合国,最后却放弃美国国籍,回到中国大陆推展文化工作。她的一生多彩多姿,罗曼史更是一波三折奇事 连连。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史中,她的故事,的确具有女性奋斗的代表性。

又因她的公公是国民党叶楚伧先生(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,早年曾任职正中书局总编辑等),加上她自己法国留学的背景,故与国共双方的领导人物 多有渊源。近年来,颇有人想写她的传记,无奈早年的经历资料难得,而且大陆年轻的作家,对不同世界的生活实况也较不易把握,故始终未成。而我恰好与她有六 十年的情谊,结果这件工作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了。

我本来希望写好《袁晓园的故事》后,再来写这本书。所以回到香港,见南老师时,我就说:“我正在写袁晓园的传记……”

老师一听此话,未等我说完,立刻说:“啊!她的传记你来写很好。”

我接着说:“完工以后我准备写有关老师的书。”

“不要写我,将来我自己写!”老师立刻回答。

当头浇了一盆冷水,我心中即刻凉了半截。我该想到老师必然会反对这种事的,他所说“自己写”,也不过是一句推托话而已。

但是,想到余教授的话,勇气又来了,我说:

“我不是写老师的传记,我也没有这个资格,更没有能力写老师的传记;我只是写我所经历的与老师有关的事,叙述真实的经过,给大家知道罢了。”

我不但决心要写,而且要提前写。于是就搁下了《袁晓园的故事》,动手先写这一本。

至于南老师,他其实不在乎别人的赞誉,也不介意别人的毁损。以我三十年来冷眼所见,他所注意的,只是自己的起心动念;是否能独善其身,是否可兼善天下。

 

四川才子谢无量

我初次见到南老师,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底的时候。

那天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个讲演会,主讲人是南怀瑾先生,讲题是“佛学概论”。

听到“佛学概论”这个题目,使我想到一本名为《佛学大纲》的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无量先生,他在早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。因他是四川人,抗日战争一开始,他就回到了成都。

谢先生不但文哲方面学问高超,受人崇敬,他的字也是潇洒自如,别有韵味。

一九四0年的夏天,我正在成都考大学。有一天晓园大姐嘱我顺路到提督东街一个地方,去找一位谢无量先生,因为谢先生要送她的字已经写好了。

当我找到那个地方时,发现原来是一所庙宇,名叫三义庙。进了大门靠左边的一间,好像门房一样的屋子,里面桌子前坐着一位胖胖的、弥勒佛一样的中年人,就是谢无量先生了。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把芭蕉扇,右手在写字。

这间屋子简陋极了,木桌上有一把小泥茶壶,桌边放着两三本书,最上面的一本,映入我眼帘中,就是《佛学大纲》。

大概“佛学概论”差不多就是《佛学大纲》吧。现在听到南老师要讲佛学概论,自然就联想到《佛学大纲》,接着又想到谢无量先生了。

说了这么多有关谢无量先生的话,是有原因的,因为袁焕仙先生带领弟子南怀瑾等的“维摩精舍”,就是设在三义庙这个地方。当时袁焕仙及谢无量二位先生,都是四川文化界响[左口右当][左口右当]的人物,只不过,那时的我不知道罢了。

当我看到谢先生时,心中颇为纳闷,为什么一个书法家坐在庙里写字?为什么一个文化人衣着又那么随便呢?

回去不免好奇地问晓园大姐,她说:“是啊!他就是那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人,可能四川的文人都比较潇洒吧!”

那年秋天,我前往西昌去上学,西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基地。在一九四0年时,因为日本飞机常到成都轰炸,不能安心读书,所以虽然考取了成都的光华大 学(因抗战从上海迁至成都),但为了躲避轰炸,仍选择了西昌技艺专科学校。这是一所农工专科,位于西昌邛海对面的庐山,是借用半山的庙宇作为校舍的。

到了西昌入校,才发现谢无量先生的女儿谢祖琰,也在那里就读。她念的是蚕丝科,我读的是土木工程科。

学校的校长李书田,是颇有名气的,他原是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,那是全国驰名的学校。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朱棣文博士,就是李书田的外孙,当时朱棣文的母亲李贞,也是我们西昌同一个学校的同学。

 

叶曼与袁行廉

言归正传,告诉我们南老师讲演消息的,是叶曼女士。有人称她为田夫人,因为她的先生田宝岱是位外交官,兼任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。

叶曼是她的笔名,她是一位作家,本名叫刘世纶,所以也有人称她刘老师或刘居士。

在我们去听南老师讲演之前,叶曼女士在讲《老子》,我和姑姐袁行廉,都是听众。

叶曼女士多年前曾随南老师学禅学。一九六五年新春,她还特地从菲律宾回台,参加新正初二南老师主持的禅七,颇有所得。禅七过后返回菲国(当时田宝岱任职驻菲律宾大使馆),南老曾赋诗以赠:

新春禅七后送刘世纶(叶曼)道友返菲京

晴空凝碧送归人 极目云天一叶身

乍见桃花初悟道 须留松柏养精神

清虚吾堕红尘劫 浊世谁传大士薪

烟水南巡行不尽 杨枝分作万家春

这首诗中“乍见桃花”是一个典故,出自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的公案。“烟水南巡”也是一个典故,是说善财童子虽悟道,但并未圆满,故而仍有南行参访五十三位圣贤,求取智慧之旅。

叶曼女士以后常在各处讲演,也在电台讲经,最近几年多在美国宏扬中国传统文化。一九九六年秋我刚到洛杉矶不久,听说她正在文贤书院讲《老子》,我和陶蕾还匆匆赶去看她呢。

回头再说南老师讲“佛学概论”的情况。那天去听讲的人很多,一间教室坐得满满的。除了叶曼女士、田大使外,还有美国哈佛博士班的罗梅如(Lovering)小姐、孙毓芹先生、林曦、杭纪东、陆健龄等。

当我们这些听讲的人都坐好时,听到有人喊:“起立!”

原来讲演的人到了。

回头向门口望去,但见进来的是一个瘦瘦矮矮的中年先生,他身穿中国式长袍,脚步轻快,面带微笑。

但却使我大感惊异!

因为他的面色与常人不同,那是略微发亮的淡淡的金黄色,刹那间令人想到佛像的金光。

这是我对南老师的初次印象。

接着是两个钟头的讲演,等到听完以后,行廉姐与我一致认同,这位南先生就是我们认可、足以当老师的人了。

说实在的,在我听这门课以前,对佛学根本没有什么认识。我和行廉姐都已届中年,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经过风浪的人了,现在忽然对于一门从不了解的学问产生好奇,说起来也是有些原因的。

原因是由一部书所引起的。

话说大约在一九六0年前后,有几位“立法委员”,为了印制《道藏》而筹募基金。行廉姐的先生冯正忠,也是“立法委员”,为了人情就捐助了一些。后来《道藏》印好了,冯委员也收到了一部。

不过,冯委员并没有翻阅过这部《道藏》,倒是他的太太行廉姐,为了好奇开始翻阅。她不但翻阅,还产生了兴趣,因为发现这部书与一般书籍不同,尤其是修仙之类,更觉奇妙。当她看到神秘有趣之处,就会向我述说,虽然我们并不太懂,但仍觉奇特引人。

 

广钦·老虎·南老师

之后不久,记得是一九六五年,有一次,邻居汤之屏君,邀我同游土城承天寺(台北南方约二十公里),同去的还有一位淡江文理学院(现在的淡江大学)的 李杏村老师。记得这位李教授是教哲学的,对佛学有研究。在我们步行上山的时候,一边观赏风景,一边听他和汤君谈些佛学的点点滴滴,觉得甚为新鲜。

汤君与我比邻而居多年,后来他们一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了,而李教授后来也去了美国。

那天我们去承天寺的目的,是要去探望一个奇特的老和尚,名叫广钦的法师。听说他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时,曾经占住了老虎的洞穴。当老虎回来,看见一个和尚在洞里盘腿打坐,老虎踌躇了一会儿,竟然不声不响的离开,把洞穴让给这个和尚了。

这个故事太奇怪了,大家很想打听个究竟,才有那次承天寺之行。

李教授在途中谈天时,告诉我及汤君,有一位南怀瑾先生,常在师大讲演,可以去听。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南老师的大名,没想到见到他时,已是四年之后了。

话说那天在承天寺,因为有法会活动,客人很多,广钦老和尚被许多人围着谈话,我们没有机会多说。但是我心中老存在着老虎的问题,终于在十年以后,我得偿宿愿,有机会亲自问他究竟。

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天,陶蕾从美国回到台湾探亲,有一天我们偕同周梦蝶和徐进夫,一行四人同游承天寺,他们也是对老虎的事产生好奇的。

到了承天寺,发现游人很少,四人就很方便的进入老和尚的厅堂。这个老和尚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,不倒褡(音单)的修行人。他每天只吃香蕉和喝水,也不躺下来睡觉,只在座上打坐而已,这就叫作不倒褡。

我们向老和尚行礼如仪,分坐两边后,我就很冒失的对他说:

“师父,听说你在福建山中修行时,曾经占了老虎的洞穴,不知是不是真的?”

“对呀,对呀,是真的啊!”老和尚笑着回答。我接着又问?

“老虎回来时你怕不怕啊?”

“没有什么怕的呀!那只老虎看看我,我看看它,我就继续打我的坐。”老和尚如此回答。

“你不怕它来吃掉你吗””我又问。

“我心中想,如果上辈子欠它一条命,就让它吃掉好了,也算是还了债。如果不欠它命,它也不会吃我。所以心中很坦然,没有怕。”老和尚很轻松的说着。

我们总算亲耳听见他自己证实了。回去的路上,我们四人都赞叹,在那种状况下居然不怕,真了不起啊!

说到承天寺,一九六一年春天,南老师也曾前往参观,并与广钦老和尚见了面。

这位老和尚后来致意南老师,劝他出家为僧。为了这件事,老师作了一首诗作为回答:

游承天寺答广钦老和尚劝出家话

昨从歌舞场中过 今向林泉僧寺行

欲界禅天原不异 青山红粉总无情

时难辜负缁衣约 世变频催白发生

拄杖横挑风月去 由来出入一身轻

由这首诗看来,所谓舞榭与山林,青山与红粉,出家与在家,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。

“拄杖横挑风月去,由来出入一身轻。”可能就是解脱自在的境界,是禅宗的超越境界。其实,孔子所谓的“从心所欲,不窬矩”(《论语;为政》)也应该算是解脱自在的境界了。虽解脱自在,但有为有守,所作皆合乎道。

广钦和尚在福建时,名叫普钦,来台后改为广钦。

 

日本之行

南老师那次在师大讲演后,过了几天,大约是十一月三日,就随同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,到日本去了。

团员中,除南老师外,还有师大教授陈致平、“立法委员”程沧波、随团记者黄肇珩(现任监察委员)等,皆为文化教育界人士,共有二十余人。

十一月十一日下午,这个访问团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,南老师应邀讲话。由于口音及翻译工作的不尽理想,又有许多问题没有时间回答,所以回台后, 他写了一篇“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”,发表在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台北《中央日报》副刊(这篇文章收集在《中国文化泛言》中)。

在南老师这篇文章发表之前,有一天我去探望陈致平教授夫妇。由于陈夫人袁行恕女士,也是外子袁行知“行”字排行的三姐(堂房),故而常相过往。当我问三姐夫(陈致平教授)赴日之行如何时,他意外的说:“这次到日本去,幸亏有个南怀瑾,否则我们中国人会大丢其人!”

原来日本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人,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,其中还有唐诗专家。他们曾临场作诗,并请台湾去的客人即席唱和。一时之间台湾访问团的人都傻 了眼,不要说团员中会作诗的人不多,就是会作诗的,大概也须搜索枯肠,思考几天才能成句。眼看我们中国人就要当场丢人现眼了,说时迟那时快,南老师已和了 一首回应日本友人,才算解了围,大家也松了一口气。

最有意思的是,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木下彪的,是日本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,他曾任天皇宫廷文官,又是汉学专家,更是一位唐诗大家。南老师在日本时,二人一唱一和,结成诗友。在游日本太庙后,南老师赋诗一首,木下彪亦即唱和:

南老师的诗:

游伊势神宫(太庙)

立国同根各有时 浪传史迹费疑辞

乔松夹道黄花丽 为拜神宫又献诗

木下彪次韵:

缅邈谁知肇国时 迂儒考古漫多辞

天潢不改三千载 我仿周人赋颂诗

木下彪的诗不但工整,而且有唐诗味,看来他对中国文化历史也是很有研究的。后来他与南老师常相诗文往还,几年后,老古公司还出版了他的诗集《日本战后史诗》。

木下彪这本诗集,描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,在美军的占领管制下,人们的痛苦失望与无奈,表达极为深刻。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,不但祸害了中国,也祸害了自己的子民。

谈到诗,不免又说到南老师的诗集。因为陈致平教授与南老师同去日本之故,就带回一本南老师的诗集,而陈夫人行恕三姐,也是深通诗词及画艺的人。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,她正在翻阅南老师的诗集。她与南老师从未谋面,即喜读南诗,我就问她:“南诗如何,好不好呀?”

她说:“由诗看来,南先生是一个奇人,因为他的诗中带有一股空灵之气,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韵味。”

她说得对不对,我不知道,因为到那时为止,我并未看过南诗。当时虽然拿过来看了一会儿,但是并不太懂,也就算了。

这本南老师的诗集是早期印制的,收诗不多,由孙毓芹先生亲笔抄录并题签,名为《净名盦诗词拾零》。一九八四年,老古公司将这本诗集与佛门楹联二十一幅及金粟轩诗话八讲,集成一册刊印出版。

 

两岸文化的动荡

南老师随文化访问团去日本的时候,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三年,愈来愈多的消息,令文化界的人士胆颤心惊,忧心如焚。国家民族的灵魂是文化,中国能绵延五千年,历史光辉灿烂,关键也是文化,现在一古脑的毁掉,中国人该怎么办呢?

多年来,台湾与香港的许多学者们,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和发扬,在不断的努力着,如钱穆、牟宗三、唐君毅、程兆熊、方东美等学院派的学者们,以及一脚跨出学院,走入民间的学者们,如黎东方、陈致平等。后两人在五0年代即在公开讲演中,以历史的角度,通俗的表达,宏扬文化。

陈致平教授在师大定期公开讲演“中国历史故事”,更造成轰动。那时蒋经国特邀聘陈致平教授为其讲述历史,达一年之久,当时领导阶层对文化确有相当的注重。

南老师既然自年少即研读诸子百家,且旁及医理、易经、剑道等,及长又深入禅宗堂奥,如何把文化落实于社会人群真实生活之中,是南老师念兹在兹的大事。

这时日本的铃木大拙,已以日本禅学大师之盛誉走红西方学术界。然而禅宗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产物,是由印度佛学种子,播植在中华老庄孔孟文化的土壤上而产生的果实。

二次大战后,日本什么也没有了,但这个国家知道文化的重要性,政府支持日本禅学的发扬,进军国际。

西方由于铃木而引入禅学,更急于探究禅宗宗主国的禅文化。这时大陆正在封闭中,接着是文化大革命,以致中西文化的沟通,在台湾就多了一份时代的重要性。

所以,从日本回来后,南老师就积极筹备成立“东西精华协会。”

此时的台湾社会又如何呢?一方面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政策,但是政治及思想上的严密控制并未稍懈。

国民党当局二十年前来台湾时,由于日据时代的刻意抑压等因素,台湾本土人才寥寥。经过二十年的岁月,情势渐渐改变,有才能的人已经成长,菁英渐出。 也正因此,许多人对于政治思想的控制,开始反思,形成反对势力。而反对势力中又分成多派,以本土势力为主的,逐渐集结汇流为台独思想之河。

本土势力中较著名的如台大教授彭明敏,因发表台独公开宣言之故,经过一段跟监,偷渡赴美了,特立独行知识分子李敖,也于一九七一年初被捕入狱,整整坐了五年多的牢。而文化人柏杨,在此之前也已系身狱中了。

台大哲学系此时也遭受打击,笼罩着不安的气氛。中研院院士历史学家许倬云,当时(一九七0年)是台大历史系教授,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一年。但因哲学系的不安,恐将波及历史系,故而不再回来,就此留在美国教书了。

台大哲学系的不安持续了颇久,涉及的人也很多,当时的王晓波与陈鼓应是一九七三年才被捕的,后又被释放。事隔二十多年的现在,他们都得到了平反,再回台大任教了。

留在美国任教的许倬云教授,于二十八年后(一九九八)退休,在记者会上,他说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:

“时下常以政治的变化为焦点。但这有如大海波涛上一闪即逝的浪花,是最短暂的,人们应着眼的,是大海最深处的呼吸—亦即文化的持续与变迁。”

文化的传承和延续,是最重要的。可见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。

 

成立东西精华协会

早在一九六九年的八月,美国加州已先成立了“东西精华协会国际总会”,发起这个组织的,都是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切认识的人士,也包括了各阶层。负责实际事务的,主要是薛乐如(Sherrill)先生。

美国总会刚成立时,会员只有十几个人,但很快得到社会上的响应。

在美国筹组这类的组织,比较方便容易,只要有理想,有人共襄盛举,立刻就可以登记,开始活动。这类文化团体有“法人”的地位,可接受捐款(捐款可以 免税),会计独立,款项不能私用,并要接受政府会计监督。美国总会成立后,由美国国务院通知台北的相关部门,再在台北成立团体,就比较顺利了。

那时的台湾,仍为“戒严时期”,对社会组织管制很严,即使纯粹的文化活动,有关方面也总是放心不下,好像人人都会造反一样。若要成立这样一个民间文化社团,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调查及审核。

现在南老师要为推展文化成立社团,开创沟通东西文化的工作,真是史无前例,其中的困难,可想而知。

困难和障碍,不仅是来自官方,甚至有些与南老师相识颇久的人士中,也有反对的声音。我曾亲耳听见有人说:“教化或讲课,何必要什么团体组织,只要有场地不就行了吗?”又有人说:“南某人喜爱夸大,想当领袖,所以要大费周章,办这个东西精华协会”等等。

但是赞成支持的,仍是多数,这些支持的人们觉得,有一个正式的组织,更多的人才能有机会听南老师的课,同样讲一次,数百人可以听,以代替以往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听讲的情形。

我那天听了南老师的话,感觉他做事真算有魄力有勇气,不像是南方人的作风,后来才知道,南老师祖先是河南洛阳人士,南宋时才迁徙到浙江的。

老师办事基本上有三个原则:

一 不向既成势力低头—已是既成势力,投靠不上。

二 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—既然反对,和他妥协也没有用。

三 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—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。

话说这个东西精华协会,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忙,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,又迂回于法令规章之间,最后终于获准登记了。

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二日,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终于召开了成立大会,参加的会员有七十人之多,就我记忆所及的有:

孙毓芹、汪忠长、杭纪东、周勋男、杨政河、徐芹庭、吕坤维、李澄圳、杜莉、周关春、陈得清、周美惠、林曦、陆健龄、张庆仪、戴思博(法国)、罗梅如(美国)、韩长沂、王凤峤、卢惠龄、蔡淑美、李淑君等。

南老师在成立大会上,以主席的身分作报告说:

“本会的宗旨,是国际性的,以不营利,不牵涉任何政治活动为原则,以达成人类社会慈善福利,而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……。”

关于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,在简介中明白的指出:

“今天的世界,普遍陷在迷惘中,是非缺乏标准,善恶没有界限。它的远因近果,实由于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,人们但知追求物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修 养,于是变得没有理想,没有目标,混混噩噩,茫然而无所措、无所从。人心如此,国际如此,整个世界人类何尝不如此,危机重重,人类再不回头,终将走入没顶 的深渊。

东西精华协会(East-West Essence Society)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,实在说:这个协会的诞生,乃是基于现代的需要。中、美两国有心之士,发起这个组织的宗旨,正如本协会的名称所揭 示的,要从东方文化中和西方文化中摘“精”取“华”,身体力行之,发扬光大之,挽救思想文化之狂澜于将倾,导引人类走向‘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’ 和平安乐的大同境界。

也许有人以为本协会的陈义过高,可能流于口号,但以下所叙述的本会成立经过及今后的做法,可以说明我们深切了解‘行远自迩,登高自卑’的道理,愿我们脚踏实地的努力,能得到大家的共鸣和支持。”

谭贞禧先生致辞说:

“有些人认为东方文化由于忽视了西方文明的长处,因此太偏重于精神方面,而忽略了物质方面的力量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方面,处于落后的状态。而 西方也因为缺少了我们中国这种王道的思想,所以西方的文明,在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上发展到了顶点,演变成为物竞天择的这种现代文明。最近逝世的罗素曾经 写了好几部书,他认为世界的新希望,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想产生。所以他在几本书里面,就曾说,美国所谓物竞天择以及那种弱肉强食的思想,应该融合东方抑强 扶弱的精神,这种新的伟大思想才能挽救今天的世界。

所以贵会的成立,也是实行孙中山先生当时革命之伟大抱负。孙中山先生在精神讲话里的结论中,曾有这么一段话,他认为:‘要扫除中国一切社会上旧染之污,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。’又说:这样‘……可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文化保存及发扬。’”

王建今先生致辞说:

“刚才听到贵会今后的作法,一切崇诚务实,正如古人所谓:‘登高自卑,行远自迩。’南怀瑾先生是最早的发起人,我们虽然认识不太久,可是从南先生个 人的学识、平常的言论及对宗教方面的修养看,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,非常使人钦佩的学者。而在座的各位先生也都是抱有同样理想的人,才来参加这个协会,所 以这个会与一般的会不同。我们就刚才所说的,兄弟现在站在自身的立场来说,今天社会上最大的毛病是青少年流入犯罪的问题,贵会也将对他们有所帮助,使社会 人类走上一个富强康乐、安定和平的理想。这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,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。我想在岛内的团体里很难找到像贵会这样眼光远大的机构。有了这个 崇高的理想,当然我们希望一步一步的能够发展到全人类去,所谓‘大处着眼,近处着手。’而且,我发现贵会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,纯粹是为学 术而研究,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,是超然清高的。现在已经看到有人乐捐大量的土地,甚至有人愿意出钱出力,就这点来说,尤与一般的团体不同。”

来宾施毅轩医师致辞说:

“兄弟向来敬重南怀瑾先生,而且我跟他学的也很多,南先生让我讲话,我只好站起来讲几句。

贵会的宗旨可以说是沟通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团体,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新的一个组织,在自由中国更是一个新的创举。英文名字Electic意思是一个中 间人,了解分子,中国文化同西洋文化的一个调解者。我们知道,西方文化出之于拉丁、希腊,东方文化出之于印度与中国。兄弟在印度住了一年半,印度的文化我 吸收的很多,中国文化我只知道一点点,西洋的文化因为我是医生出身,当然只懂得医学方面的,对于西洋的文化不太了解,不过空闲的时候也喜欢研究一点。我个 人认为沟通东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以我们医生来说,不要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怎样子沟通,甚至连中医同西医都没有沟通,怎么可以谈到东西文化的沟通 呢?比方讲,我们《易经》怎样去配合科学?这一个问题连带《易经》本身我们都没有弄清楚,《易经》里面医、卜、星相等,要如何贯通?中国的文化一向包括得 很广,另外再融合西洋的文化,这是一项很伟大的工作,关于这个工作,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有私见,不能执着,不能有成见,对东、西双方的文化作一番汰 芜取菁的工作。这样才可以使人类文明再向前迈进一步,而进入世界大同的理想。”

臧广恩教授,特地从日本赶来参加,并致辞:

“我在日本也深深感到,一个事业,一个运动的兴起,要许多国民对它有深刻的认识。否则,单凭少数人的呼叫,这是非常吃力的。譬如在日本,有一位德国 人,受禅学影响,开办禅学院,一切经费均由国外天主教的人士捐助。虽然那位德国人只懂一点皮毛,但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。如果那个大礼堂作为南老师 讲演的场所,那不但是物尽其用,而且更能人尽其才。

因此,我非常感叹!如果要顺利将中国文化弘扬出去,我们要深切反省一番。”

在协会的计划中,除了推广各种社会教育外,还打算创办国际文哲学院,另有青少年辅导,出版事业,国乐及中医的研究发扬,以及禅学的研究等等。

 

李谦光教授的五百元

协会筹备期间的办事处,设立在青田街二巷一幢公寓的二楼。协会正式成立后,就迁到青田街五巷九号,是一所有院子的平房。

这里院子较大,除了客厅及连接的饭厅外,有四个房间,后院还有宽敞的厨房和工人房。

四个房间中,较小的一间靠前面,作为南老师的办公室,两间作为其他的办公室,另一间布置为修习禅定的地方,客厅连着饭厅的一大间,就是课室了。这所谓的课室,也只能容纳二、三十人而已。

那时的李淑君,仍是台湾大学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,她选的课程中,有一门是“经济政策”,原为孙震教授讲授。一九七0年初,孙震教授因事到美国去了,改由李谦光教授代为授课。孙震教授就是后来台湾大学的校长,曾担任过“国防部长”。

大约是四月中的一天,正好要上经济政策这门课,李淑君带了些刚印好的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传播资料,来到了课堂。待李教授进了教室,她就向李教授请求借用五分钟,向同学简介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理想和组织。

当李淑君向同学们作介绍时,李教授就顺手翻阅东西精华协会的资料。李淑君介绍完毕,李教授当即从口袋掏出五百元台币,捐赠“东西精华协会”,表示支持这个文化理念。

当时的李教授,并不认识南老师,作为一个教授的李谦光,那时,却是很有人文胸怀的。三十年前的五百元,对一个受薪阶级的教授来说,也不是一个小数字。

李淑君是在一年多前(一九六九)于师范大学听南老师讲《老子》时,才初次认识南老师的。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,她虽仍在大四上课,但抽空就来帮忙,大学毕业后就全天候在东西精华协会上班了。

在李淑君全天上班之前,来义务帮忙的人有孙毓芹、陆健龄、汪忠长等人。

青田街的新地址安置妥当了,南老师立刻筹划推展工作。那时有美国及法国、德国等地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几个人,禅学正是大家所渴望的,所以南老师决定先开办禅学班。

虽说是禅学班,由于中国文化的互通性,所授课程也包括了儒家思想,道家的学术等。

在招考的时候,记得还有辅仁大学哲学博士班的赵玲玲及吴爽熹参加。因为南老师是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指导教授,吴爽熹的博士论文有关王阴明的思想,也是在南老师指导下完成而得到博士学位的。

吴爽熹后又留学法国,现在的她却是一个艺术家。

赵玲玲后来成为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、师大三民主义研究所所长、“国大代表”等。

 

旁听生与特别生

当时好像因私事,我未能参加考试,只好以旁听生的资格来上课。所以我常说自己只是一个“禅宗的旁听生”,的确是有根据的。其实如真要参加考试,我是一定考不及格的,能当一个旁听生也不错了。

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,为期六个月,每逢一、三、五晚上七点至九点上课。这是为了方便在学及上班的人们,因为参加的人包括各界人士,年龄也是老少不等,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的程度。所开的课程重要的有:

《论语》——南老师讲授

《易经》——周关春先生讲授

禅学(《指月录》、《维摩精舍丛书》

《中庸胜唱》、《楞严经》等)——南老师讲授

《河洛里数》——胡庸老先生讲授

周关春先生服务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台大的华语教学部,他精研道家及《易经》学术,七0年代末期,他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。

胡庸老先生精于术数与堪舆之学,他是湖北黄陂人,南老师也曾请教过他,故始终尊以师长之礼。

参加禅学班的人中,有吴爽熹、周勋男、韩长沂、汪忠长、刘爽文、史济洋、李淑君、林中治、钟德华、徐进夫、罗梅如(美国人)、陆健龄、王徵士、林曦、杭纪东、朱时宜、王绍璠等人。

孙毓芹先生是助教阶层。他在此之前,自己原有一家永康出版社,也曾办了一个修习禅定的班。钟德华、林中治、陆健龄、卢惠玲(后来与王绍璠结了婚)等,原是那里的学员。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,孙老师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。

禅学班在大热天开课。那时冷气机还是奢侈品,并不普遍,何况刚开创时,经济拮据,也买不起。所以课堂内很热,有些人则坐在外面走廊听课。尽管如此,大家兴致都很高,没有人缺课。

周勋男那时已在台湾大学毕业了。杭纪东且是研究所毕业,那时他在淡江文理学院教课。林曦则仍在台大念研究所,是学化学的。他们跟随南老师已有不少年 头了。林曦、杭纪东及王绍璠三人,过从甚密,大家都称他们为三剑客。密宗称活佛为“呼图克图”(蒙古语音译),老师则常说王绍璠是“糊涂克图”,说他糊里 糊涂。他与卢惠玲结婚后,一九七四年移民到美国去了,此后即少往来。

在这个禅学班中,更有一个极特别的学生,名字已经记不得了。这人大约四十岁左右,剃着光头,言谈举止不像对学术文化有任何兴趣的人。上课的时候,他也不耐心听讲,只是东看看西瞧瞧,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到了第四天,老师进课堂时,他走上前说:因为有私事要办,不能再来上课了,向老师请长假。说完之后,就当着大家,向老师跪下磕头行礼,并请老师原谅。

这一幕来得很突然,大家都颇为吃惊,南老师便急忙把他扶起。

后来才知道,他是肩负任务而来的,来打探这里到底搞些什么名堂,有没有反动思想,是不是反动组织。混了三天之后,发现并无可疑之处,当然就要告辞而去了。

至于说,要走就走,为什么还行跪拜大礼呢?是否他心有所感,就不得而知了。

这一幕也说明了,三十年前台湾社会上的一些实际情况。

 

张学良与维摩精舍丛书

前面提到,课程中有《维摩精舍丛书》的讲授,这套书的内容中有袁焕仙先生讲解《中庸》,以及他所主持的“维摩精舍”的教化。这套书系由门人南怀瑾及其他门人所记录,更包括了南老师在袁焕仙先生门下学习的经过,并有谢无量先生题字。

这套书能在台湾印行,其中还有一番曲折有趣的过程。

那时,台湾的佛学书籍极少,更不用说《维摩精舍丛书》了。南老师并未带此书来台湾,后来意外的从刘乙光中将处得到了这套书。但刘乙光又怎么会有这套书呢,说起来倒是一段有趣的掌故。

原来,西安事变以后,张学良遭到软禁,蒋介石派了一连人去专门看管张学良,这连人统由刘乙光少校指挥,因为刘是戴笠的亲信才会担任这个要职。大约是 民国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),张学良已去了台湾,那时南老师仍在四川,这时刘乙光托一位黄埔同学许建业,代购一套《指月录》,是张学良要的,因为张学良想学 禅,而此书是成都出版的。许找到南老师,代购了一部《指月录》给张学良,并寄到台湾去。在同许建业交接过程中,老师又顺手送了一套《维摩精舍丛书》给许。

后来南老师也到了台湾,刘乙光渐次升到了中将。一个军人一生只靠看管一个人而高升到中将,倒真是天下少有。南老师因此还引用苏东坡一首诗来“恭维”他:

人人都说聪明好 我被聪明误一生

但愿生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

苏东坡的奢望,竟在刘乙光身上实现了。

那时,南老师想起《指月录》的事,就问刘乙光能不能向张学良先生借用一下那部书。刘说:张已信基督教,不学禅了,这部《指月录》放着也没有用,就还给你罢。

南老师又想起《维摩精舍丛书》,托人到处找许建业,甚至托了当时情报局长毛人凤去查,也无着落。后来听刘乙光说许在大陆未出来,并问南老师找他干什 么。南老师说想找《维摩精舍丛书》,刘说许已把那部书送给他(刘)了,也带到了台湾。南老师大喜!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但说起来,如 果不是张学良要学禅,也不会引出这本《维摩精舍丛书》和《指月录》的故事来。

后来老师在莲云禅苑四楼讲课时,这位刘乙光将军也经常来听课。

书是有了,想把它印出来可就麻烦了,因为财务困难,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这时的周勋男,已从台湾大学毕业三、四年了,在救国团工作。他曾筹措了一笔款项,一心想印南老师的《禅海蠡测》,但是南老师说,他自己的书不忙着 印,应该先印袁焕仙先生的这套《维摩精舍丛书》。周勋男遵命,就把这笔钱移用在这套书的印制上了。记得当时是由孙毓芹先生的永康出版社印行的。

这套书一共印了三种版本,精装本、平装本,还有线装连匣的套书,真够讲究了,著作者也是袁焕仙先生,充分显示出南老师对自己师长的尊敬。

刚开办的东西精华协会,因陋就简,因为经济不充裕之故,南老师常常自己出钱出力。初办的这个禅学班,虽收些管理费,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,所以 连老师在内,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,以及来工作的人,多是义务性质。有时大家也会像南老师一样,出力又出钱,幸亏多数人都各自另有固定工作及收入。其中财务 上随时帮忙救火的,有一个李澄圳校长,他是一个常常解救燃眉之急的人。

 

张其昀与吴怡

说到工作及收入,不由得想起南老师接受文化大学教职的事。

“中国文化大学”的前身是“中国文化学院”,创办人为张其昀,字晓峰。他当时在台湾是一位影响力很大的人,对教育文化极有眼光,建树很多。他曾出任政府部门的“教育部长”,教育是他的最大兴趣。“部长”卸任后,就去创办“中国文化学院”。

但无论如何,创办一所学院必然是艰苦的,何况张其昀只是一位穷书生。他常向朋友告贷以筹经费,对有学问素养的人则殷勤拜候。有一段时间,他每天早上 都到南老师的住所,为的是要恳请南老师出任一个独立的礼学院院长,此事且经杨管北答应出二十万美金作经费了。但南老师认为自己与张二人,都是爱管闲事的 人,将来难免意见有不协调之处,为了维护友情,最好不要共事,故坚决拒绝了,张没办法,只好退而求其次,要聘他为研究所教授,南教师只好答应了。为此,他 曾赋诗以纪其事:

接中国文化大学敦请教授聘书有感

门外忽传走转车

聘书迟送却愁予

自从长揖山林后

又向人间填表书

虽然接了教授的聘书,但还有一个条件,就是不到学校上课,而由研究生前来南老师住的蓬莱新村寓所受教。当时吴怡是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位,他的论文也是南老师指导的,后来他在学术界也有了知名度,亦有著作出版。南老师还曾为他的著作题诗。

吴生怡前著人与路又著人与桥二书乞题

惆怅春残古道遥

西风吹乱短长条

谁家箫管勤殷弄

几处人归路与桥

蒋经国与“张老师”

对我来说,一九六九年认识了南老师,是我一生中的大事。

而对南老师来说,一九六九年也是重要的一年。

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多了我这么一个旁听生,而是这一年有三桩大事发生。

第一桩事就是日本之行。照今天的情况来看,要去日本买张机票就行了,台湾近年来去日本的人成千上万,毫不稀奇。但三十年前的台湾,除非公务出国,一 般老百姓是不准许随便出国的,连留学生也有许多限制。尤其是许多一九四九年由大陆来台的人们,因为亲人留在大陆,自己在台不免受到些许怀疑。有些人为此不 能获准出境,连探亲也不行。

记得李政道、杨振宁二人,那年得到了诺贝尔奖,有关部门的文化官员就去拜访他们,问他们需要什么协助。杨振宁只说一个愿望,就是希望岳母能获准出 境,到美国与他们团聚。因为这位老太太多次申请都未获准可见出国之难。女婿成了世界名人后,情况自然不同了,杨的岳母立刻获准赴美。但她到了美国,没有停 留多久,就转道去了大陆,因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将军,留在大陆没有来台。

所以说,走过那个时代的人,都能了解行动自由或不自由的真正意义。

也可以说,南老师的日本之行,能走出境外,接触外面的空气,不知羡煞了多少人。

第二桩事,是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筹建。乍听起来,也不过是成立一个文化社团而已,在现在的社会里,也是千千万万,毫不稀奇。

但对南老师的教化目标来说,这是一个转折点,由以往个人单打独门的形态,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。有了组织,才能有计划的推动社会工作和文化教育。

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影响力也就从“点”扩充至“线”了。

讲到这里,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,几年后有一次,南老师感觉青少年问题太多,想组织一些代办处,专门帮助苦闷的青少年们。

这时在旁有人说:“救国团”老早有“张老师”的设置了,已经有了成效,也得到青少年们的信赖。

“张老师”是一个代号,有问题不能解决的青少年们,或者没法求助于父母家人的青少年们,可以联络“救国团”的张老师。张老师也许姓王,也许姓李,他们都是可以从事心理辅导的人,许多也是义务工作性质,有些参加工作的,是心理学系或社会学系的大学生。

再说这一九六九年南老师的第三桩事,就是他的小儿子南国熙,在冬季被带到美国去了。

那时的南国熙只有十二岁,是由美国的薛乐如(Shcrrill)先生带到美国去读书的。

送小儿子赴美,南老师曾有诗为纪。

诫勉幼子国熙赴美留学

一生志业在天心

欲为人间平不平

愧我老来仍落拓

望渠年少早成名

功动富贵原馀事

济世利他重实行

怜汝稚龄任远道

强抛涕泪暗伤情

 

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人

说到南国熙赴美,不免要谈一谈薛乐如先生,他就是带国熙去美国的人。

这位薛乐如先生,是道地的美国人,原是美国海军少将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,在临终时对他说:自己一生信奉基督,但心中仍有一个生命的疑问,没有答案,以后希望你能到东方去寻找,可能会有答案。

薛乐如退役后,先到华盛顿大学念了一个历史哲学的硕士学位,就到日本去了。停留了一段时间,又到台湾来参学,结识了南老师。

薛乐如对《易经》下了不少功夫,一九七一年八月,又回到台湾深入研究,后来他的一部著作《易经传承》(Heritage Of  Change)便由老古公司出版印行。

自从一九五一年韩战爆发,美国政府就派遣军事顾问团到了台湾,美军人员不少,所以也有他们的福利社,英文叫作PX。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个美国人罗维特 (Lovatt)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,他与杭纪东认识后就学打坐,后来身体有了反应,头顶有醍醐灌顶身体发乐的感受。于是杭纪东就带他去见南教师,也参加 听讲。

有一次下课,看到南老师点了一支香烟,他竟哭了起来。周围的人大吃一惊,不知道他为什么哭,是不是生病了?哪里痛了?岂知他擦一擦眼泪,说道:“南老师是属于全世界的,吸烟损害身体怎么办呢?”

大家都笑了。有个了解情况的人就对他说:“老师抽香烟没有吸进去,只在嘴里转个圈就吐出来了。”

这时南老师也说话了,他说抽香烟有个原因,因为多年前在四川峨嵋山上闭关,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生活了几年,空气极清新干净,成了习惯。后来下山闻到一股“人”味,觉得其臭无比,实在受不了。无奈何,只好点起香烟,把“人”味赶一赶,其实并没有吸进肺里。

罗维特回到美国一段时间再到旧金山万佛城出家当了和尚,跟随度轮法师(宣化上人)。杭纪东说,他曾又来台湾一趟,后来听说又还俗了。

七0年的禅学班中,有一位美国女生罗梅如(M.Lovering),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,来台继续研究,是为了博士学位。她主修的是“比较宗教”,在台湾研究一段时间,半年或一年,再回美国一段时间。就在她获得博士学位后,仍常在暑期来台作学术研究。

据她后来告诉我,与她同时得到博士学位的,共有三个人,其他两人,因为找不到工作,一个改学会计,转业谋生,另外一个去开计程车了。只有她,因为学了中国文化,所以在大学得到教授的职位。

一九八九年我到华盛顿首府时,曾与她通过电话,那时她在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,已是正式的教授了。

在禅学班的时代,还有一个法国女学生,名叫戴思博(Car-hrine  Despeux),她是研究道家学术的,对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禅学以及密宗,都有广泛又深入的研究。

她在台湾的时候,也在淡江大学教法文。她是东西精华协会的会员,也曾给《人文世界》写过文章,描述她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和经验。

戴思博得到博士学位后,任教于巴黎大学,她仍常在暑假来台,作学术之旅。近些年来,也常到大陆研究。她对学术研究非常认真,现在她已是巴黎大学东方学系的主任了。

另外还有一个美国人,名叫白中道(Douglas  Whire),也是哈佛毕业的。他除了在台大研究外,就是到南老师这里上课。后来娶了台湾女孩子,又回到哈佛念博士去了。

外国来向南老师求学的人很多,上述的这些人,是我认识的人中比较早期的几位。

 

朱文光的故事

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的,记得大约是九月的时候,朱文光回到台湾,当时他已经得到美国柏克莱大学的农业化学博士学位了。

他回来的第二天,南老师就请他到禅学班来讲演。他讲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,因为不是学术性的,只是美国的中国文化热一类的普通常识。使我印象深刻的,是他腼腆的表情。我认识南老师的时候,他已经出国念书了,所以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他。

朱文光博士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硕士,后来再赴美攻读博士学位。他研究学问有独特的方法,能迅速深入,达到精要。在以后的许多年里,是南老师的得力左右手。

朱博士深研《易经》,对道家学术颇有造诣,在未出国前,与杭纪东、林曦、周勋男等,都在南老师门下学习。朱文光除了本行农业化学外,因为对道家学术有兴趣,所以大家都称他“朱老道”。

他的童年极为坎坷,他生于一九三四年,仍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期,四、五岁的时候,又逢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。台湾是日本人的作战基地,又是供应米粮的仓库,台湾盛产的稻米,都被收去供日本人食用,而台湾同胞只能用蕃薯为主食,偶尔能吃一餐米饭,就是奢侈的享受了。

朱文光的父亲朱石头,本是一个文学作家,富有民族主义思想,不为日本人所容。日据时代,与一群台籍菁英逃到广东,宣扬反日思想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,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,不料在“二二八”事件中蒙冤被害。

朱石头被害后,更是长久祸延家人子女。他育有五子一女,朱文光排行第二,全家自此被列为“二二八列管家属”,生活在阴影之中。

这时,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,都落在母亲的肩上。当时没有工作机会,只有到市场卖菜,朱文光那时十二、三岁,下课就急忙赶往菜市,帮忙母亲卖菜,少年时的艰困,不言可知。

但是朱文光和他的兄弟们,都很努力上进,都学而有成:当他台大毕业要出国进修时,却因“二二八家属”身分而遭到阻力,是萧政之先生的力保,才能成行。

朱文光的弟弟朱时宜,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,记得他要赴美留学时(一九七一),也遭遇到不准出境的困难,又是萧政之先生全家作保,才得以成行,朱时宜后来在耶鲁大学修得博士学位,现在仍在美国大学任教。

说到萧政之先生,当时任“宪兵司令部”政治部主任,他热心好义,常为人平冤。除了朱氏兄弟之外,他常有形无形的助人解决困难,且语多幽默。

记得有一次,南老师又请他帮忙为一个倒霉的女士找份工作,解决生活问题。因为她的丈夫突然去世,使她生活陷入困境,而当时既无抚恤,也无保险制度。另外凡有“疑难杂症”,南老师都常请萧先生协助,他也都一一设法,安排妥当。

那天萧先生到南老师处回报这些事情,说完了以后,就回头对着我们这几个旁边的人,自言自语的道:

“南先生交给我的,都是烂队伍。”

大家不觉莞尔,南老师也笑了起来。

朱博士是得到博士学位后,应邀回台湾大学任教的。

回到台湾时,他已是36岁了,没有结婚,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,可能是投入学术太深之故。但他是一个谦谦君子,对女孩子很友善,个性表里如一,且重诺言。这种特质在当今社会中并不多见。他回到台湾,对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推展,帮助很多。

 

杭纪东的茶匙

禅学班在次年(一九七一)元月十七日结业,再过十来天。就是农历的新年了。到了春节年初一那天,大家热热闹闹的来团拜,又商量研究下一步该做些什么。

其实南老师早已胸有成竹,下一步就要办杂志,发挥文字的力量。

又过了不久,大约是二月二十三日那一天,南老师召集了一个出版杂志的会议。那天我并未参加,后来得知消息,便到南老师的办公室去打听。

南老师坐在他的书桌前,书桌的左前方有一张椅子,是给客人坐的。

右前方就是屋门,桌前斜对面又是一个门,是通后院及厨房的。

老师坐在书桌前,我坐在那张客人的椅子上。

这时候杭纪东来了,他如果进了屋子,太挤了没有地方坐,所以他就倚着门框,站在门口。由于他已跟随南老师多年,在我心目中,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我就说:“杭纪东的禅宗一定是很了不起吧!”

话没有说完,南老师就接腔了:

“哼!”南老师先哼了一声,打断了我的话,然后又说:“我的禅宗如大海水,杭纪东拿一个小茶匙来舀!”

这句话如晴天霹雳,听得我不知所措。我曾说过,我不过是一个旁听生而已,是一个世俗的人,南老师的话,听到我的耳朵中,是道道地地的骂人。当着我的 面骂杭纪东,连我都感到难堪,杭纪东怎么受得了呢?尤其是,杭纪东出身外交世家,他的父亲杭立武,是“外交部”大使级的人物。况且,杭家讲究的是礼仪,现 在被老师这样的对待,不知他会如何?……

岂知抬眼看看杭纪东,他仍倚着门框站在那里,却嘻嘻的笑着。

这就是禅宗吗?真教人受不了,我这个旁听生大感不解。但无论如何,我是不能接受这种骂法的。

杭纪东走后,我立刻向南老师提出严重的抗议:“禅宗我是要学的。但是,老师你不能骂我,如果你骂我的话,我就不学了!”

“好!好!答应你,不骂,不骂。”老师微笑着,对于我这个近似要挟的要求,作了口头的允诺。

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,在香港又见到了杭纪东,他是专程从台湾来看望老师的。我特别向他提起这段往事,我记得很清楚,南老师也记得很清楚,但杭纪东却记不太清了。可能是他受惯了老师的临济喝、德山棒、赵州茶。

就在六月十二日前后几天的餐桌上,仍可见到南老师对他的棒喝,与他的机锋问答……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,再回到当时的情景,心中真是感慨万千。

 

琼瑶 平鑫涛 人文世界

“东西精华协会”会址所在地青田街,是和平东路一段北面。我住在云和街,是和平东路一段之南,相距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,所以往来极为方便。

一九七一年二月底的一天,我下午到协会去,在大门口遇见周关春先生,他正好出来。周先生看见我就说:“现在东西精华协会刚刚开始,尚未站稳脚步,但老师又要办杂志了,如何是好?”

我听了却立刻说:“办杂志很好啊!我赞成。”

当时我是直觉的反应,因为在东西精华协会的计划中,本来是要办杂志的,又因为自己当过几年记者,所以就拥护办杂志这桩事了。

但周先生所考虑的,是财务问题。办杂志是要先投资,是否赚钱也不一定,至少开始是要赔钱的。这个问题怎么办呢?

南老师的想法是赶快推展业务,文章千古事,文字的流传远较讲演为广,该做就马上做,借钱也要做。

而我当时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,所以就单纯的表示了赞成的意见。

周先生听我说了赞成的话,也不再多说,就走了。

我走进办公室,南老师就告诉我要办杂志这件事,并希望我也能帮些忙。对我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事。谈到发行的问题时,我就建议请《皇冠》杂志的老板平 鑫涛先生帮忙。当时皇冠杂志是办得很成功的,也是一流的杂志,于是我就打电话给琼瑶,并请她转请平先生(那时他俩尚未结婚),约好餐叙见面。

记得是在馆前路“聚丰园”这家浙江馆子。那天来参加的,除了琼瑶、平先生、南老师外,还有南师母,以及南大小姐可孟及二小姐南圣茵,她俩都还是学生。

那天本来是我作东,没想到饭后反被南师母抢先会了钞。

因为琼瑶是陈致平教授的女儿,陈教授与南老师曾一同赴日,所以她虽是初次与南老师会面,但就喊南老师为南伯伯了。她和平先生热心允诺帮忙。平先生在分手时,还再三的说,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,尽管说,不要客气。

《人文世界》的发行,就交给了《皇冠》代办了,《皇冠》的总发行是远东书报社,我们后来出刊的《人文世界》月刊,也交与《皇冠》,一并由远东发行。

平先生为了这本《人文世界》,费了不少心,还不时提出建议,帮了很多忙。

从决定要出版《人文世界》月刊开始,南老师就集中力量在这件事上。首先是忙于写文章,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这本书就是他亲手写的,在杂志上连载。 另外每期要写一篇有关儒家的,一篇道家的以及密宗的文章等等。第一期写了“儒家与孔孟思想哪里去”、“20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”、“密宗与东方神 秘学”。日本的臧广恩教授也写了一篇“老庄思想在日本的影响”。

南教师的几篇文章、好比酒席桌上的主菜,其他搭配的副菜形式的文章,则由别人来写。那时朱文光、徐进夫、林曦、朱时宜、徐立功、孙毓芹、周勋男等,都是基本干部。我当然也胡乱写些文章凑数,当作小菜,调剂而已。

大家足足忙了两个月,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,《人文世界》第一期终于出刊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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