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先生侧记(二)

南怀瑾先生侧记(二)

奔波的人——李淑君

其实,最忙也最辛劳的人,就是李淑君了。那几个月里,并不只是接洽杂志的登记印刷等事,她还是东西精华协会的秘书,是固定上班的人,其他人都是业余帮忙。

虽说是固定上班的人,却没有固定的薪水,只是偶尔领一些车资而已。不但如此,还要设法周转资金,每天在下午三点半银行关门以前,要把现金存进去,以应付到期的支票。那时的票据法律规定,开出的支票到期不兑现是要坐牢的。

所以李淑君整天忙进忙出,里里外外的支撑着。

有一天,偶然问起她住在哪里,才知道她家住汐止镇,那是在台北东北约十几公里远的郊区地方。下班后,她先要搭巴士约30分钟到火车站,再转车到汐止,又需约一个小时(那时还没有直达车),每天来回在公共汽车上,就得花三个多小时。

刚听到这个情况,真吓了一跳。相比之下我十分钟可以走来,是多么的轻松!更何况我又不是天天来。

我更觉好奇的是,在汽车上这么久,有时没有座位还必须站着,与大家挤着,我就问她,如何承受这个状况呢!

李淑君不慌不忙的说:“没有办法呀!”只好在车子里练习修定功夫了,假设自己是在静坐吧!”

啊!原来如此。原来她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的!大概就是学禅定的人,行住坐卧都在定中,都不散乱的道理。所以她虽忙碌,却知道随时随地用功,年纪轻轻,真不简单。南老师在给她的诗中说道:

书赠淑君学子

同心协力是何人

辛苦艰难赖有君

一会灵山终不散

偕行悲愿济斯民

二十余年旧道场

孤僧冷庙喜清凉

相逢犹似当年境

不觉人间岁月长

 

徐立功和周勋男

《人文世界》杂志有两个写散文的人,一个是徐立功,另一个是周勋男。

徐立功是南老师辅仁大学哲学研究班的学生。他硕士毕业后在电视台撰写剧本,在影剧行业中逐渐崛起。记得几年之后,陈美龄希望到电视台演戏,南老师就托徐立功替她安排试镜,试镜的结果不理想。那天徐立功来向老师解说这桩事,刚好我也来了。

这件没有成功的事,当时虽云不理想,但扭转了陈美龄的前途。陈美龄长得漂亮,自幼学跳芭蕾舞,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这本书中,示范照片中的人就是 她。她不但长得美,念书也是呱呱叫,在淡江大学物理系毕业。毕业前后,她也在协会帮忙。后来试镜不成,放弃了表演这一行,就到美国进修了。几年后她进入美 国哈佛大学读博士,任高职于金融企业界。一九九四年我在香港曾与她见过面,后来她与一个同行的美国青年结了婚。

这是因徐立功安排试镜,引出来的另外一章。

徐立功是徐立德的胞弟,但兄弟二人走的路子不同,徐立德学财经,做到“经济部长”、“行政院”副院长。弟弟走艺术道路,他有能力有才气,也有眼光。 前些年他升任了台湾“中国电影制片厂”的总经理,在他的任内,曾与国际大导演李安合作,拍了“饮食男女”、“喜宴”等影片,而进军国际影展。后来康城及柏 林影展,都见到徐立功带领电影队伍前往参加的场面。

李安导演在这两部电影走红后,被好莱坞肯定,邀请他拍由英国小说改编的“理性与感性”,是中国人导演西方电影的成功案例,并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导演地位。

徐立功从“中国电影制片厂”退休后,自组公司,继续为两岸三地电影事业奋斗。他早期在台湾还参与创办了一个“电影图书馆”,现改名为“电影资料馆”,对电影文化的保存很有贡献。

说到另一个写散文的周勋男,也令我吃惊不小,因为他沉默寡言,外形又是黑黝卷发粗重型,如何能写出轻俏的散文呢?可见人不可貌相。

周君是台湾西螺镇人,那里是以出产酱油闻名。

日本占领台湾时期,对台湾人受教育限制很多,尤不允许攻读政治文哲。有钱人可以到日本留学,所以台湾的医药与绘画方面有成就的多,音乐舞蹈方面人才也多,他们都是在日本学习的。

还记得一九四八年我初到台湾,适逢蔡瑞月在中山堂有芭蕾舞表演,我立即买票参观,印象深刻。妙的是,周勋男后来还曾跟随蔡瑞月学过芭蕾舞呢。不久前在香港南老师处,周勋男说出这个跳芭蕾的事,曾引起了大家一阵狂笑,因为看看发福的他,居然曾习芭蕾,实觉不可思议。

蔡瑞月经历很不幸,她嫁了一个从大陆去台湾的人,在那种紧张戒严时代,丈夫被捉去,系狱后驱逐出境。蔡瑞月一生很受折磨,后来与儿子移民澳洲。数年后她曾到大陆再会夫婿一面,惟长久隔离,斯人已经再婚。这也是时代造成的悲剧。

再说劝周勋男选镇长的事。因为当时政策,是尽快培养台湾省籍人士,尤以蒋经国推行本土化,积极培养台籍青年,当时就流传着“崔苔菁”的幽默话。

崔苔菁是七十年代的一位有名的歌星。她的姓名谐音正是“吹、台、青”,意思是只要是会吹牛、台湾籍、年纪轻,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出头。

但是周勋男不喜欢“吹”,所以无法从政,他只喜欢做学问。一九七六年,他又到美国修心理硕士,因为过度疲劳生了肝病,就没有再攻博士学位,加上父亲病危,他就匆匆回台了。后来他的肝病是吃中药治好的。周勋男勤于笔耕,也有不少著作问世。

 

悟一游说妙然

在大家正忙于杂志出版时,又发生了一个新问题。租用一年的会址,因平房要改建大楼,所以非搬家不可了。于是南老师带领众人,天天忙着找房子。

这时的行廉姐,受邀到苗栗法云寺,去帮忙协助解决被侵占的土地问题。她知道主持妙然尼师(与善导寺另一妙然和尚同名),在台北有一个四层楼的地方, 名为“莲云禅苑”。这个地方的一楼是客室厨房,二楼是大殿,三楼是宿舍,四楼是个大厅。因为房子刚建好,四楼未派用场,也可能以三千元出租。

当南老师表达要承租的意愿时,妙然尼师却感到为难,她对行廉姐说:由于出家在家的问题,性别的问题,省籍的问题,她不便答应,除非有佛教界的领导人士能从中沟通,才可以免除外界的批评。

那时台湾佛教界的领导人物是善导寺的悟一法师,他是江苏省扬州人,刚来台湾时,善导寺尚有军队占驻,是杨管北先生帮忙,才使军队迁出。杨管北是“立 法委员”,又是“复兴航业公司”的董事长,也是“全国航联”理事长,是台湾航运界的首脑。从在上海时开始,他就是乐善好施的人物。来台后与南老师往还密 切。

杨管北知道了租房的事,即请悟一法师出面,前去拜访妙然尼师情商。

悟一及妙然二师的对话很有意思:

悟一:“南怀瑾先生希望租用你们这里的四楼,作为讲堂,请你答应好吗?”

妙然:“南先生是在家人,我们这里是出家人,又是比丘尼,恐怕惹人批评,反而不妥。”

悟一:“虽说男女有别,出家在家形式也有不同,但佛经上说,观音菩萨还有三十二相(表示以不同形式出现),外表应该不成问题吧!”

妙燃:“既然大师这样说,我无条件把四楼借给南老师用,不收租金。”

就这样,东西精华协会搬到了莲云禅苑四楼了。

妙然尼师十四岁在苗栗法云寺出家,那时的主持觉力老和尚,是由福建请到台湾的高僧。由于法云寺的原址是日本人处决人犯的地方,听说常常闹鬼,本地人士就集资建寺,并从福建敦聘高僧主持。妙然尼师修持守戒都较出众,觉力圆寂后,就由她接棒了。

当时的妙然尼师已经六十三岁了,是三个道场的主持,除了法云寺及莲云禅苑外,还有台中佛教会馆。她轮流往来三处,领导着所有的比丘尼。

台湾女性出家的颇多。早期的女性出家的为尼,并不全都是为了学佛,而是选择一种清静的生活方式。台湾被日本长期占据,形成了日本式大男人主义作风, 女人在家中没有地位,许多男人爱喝酒,酒醉打老婆是常事。所以很多女孩子不愿结婚。但台湾习俗,女人不能在娘家住一辈子,不出嫁就得出家。既然出了家,日 久的薰习也会走上真修行的路。

妙然尼师的门下,也有这类的比丘尼。但她以身作则,念佛修持,随缘向人讲经说法,通俗自然,得到大家的信赖,所以信众很多。

每当她到一个道场,不管多累,先到佛殿跪拜一百零八次,她更从不向人化缘募款,虽如此,她能重修法云寺,一切都来自各方自愿的捐献。

一九七五年,妙然因胃病住进医院,医生胃镜诊断,证明书上写着“疑是肿瘤”,建议尽快开刀。但是她说:“我已经六十八岁了,我们出家人早已看破生死,不想再麻烦去开刀了。”

有人介绍一个老中医给她诊治,服用中药将近一年,再去中山北路建成医院胃镜检查时,肿瘤已经没有了。

那时的台湾,正在投入中医药的研究工作,蒋经国特别指派陈立夫先生主持其事。他的堂弟陈又夫,是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一分子,时常代表协会到偏远地区捐赠原住民衣物医药等;他自己也是慷慨解囊的人,他同时也在协助中医研究方面的工作。

他为了中医的研究,特别拜访妙然,请求她到中医研究机构所安排的医院,再做一次检查,以确定中医草药的疗效。

既然已经好了,妙然不愿再做检查。陈又夫劝说:“中医药科学化研究正在起步,你老人家的这个案例,是重要的资料,请为众生的福祉,做一次牺牲。”

妙然听到为众生的原故,就慨然答允,再受检查,她真的好了。

也有人说,三军总医院的检查,未做切片,肿瘤是否恶生未定。

但有西医说,能使肿瘤(不论是恶性或良性)消除,已经很了不起了,因为西医只能开刀割除。

但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“愿为众生再受一次苦”,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。

 

四楼的岁月

《人文世界》创刊号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,接着大家就忙着整理布置,在五月十二日这天,从青田街搬到莲云禅苑的四楼了。

那里的地址是临沂街七十五巷十六号附一号,是禅苑的后门,可以直上四楼,不必经过禅苑。这里的位置是信义路二段,从连云街进去,只有二十步远的左边巷口,出入十分方便。

妙然尼师既然慷慨把四楼借给“东西精华协会”使用,不收租金,杨管北委员也就慷慨解囊,每月捐赠莲云禅苑香油钱三千元,这样一直维持了三年。

这个四楼,除了一个大厅外,另有一间,作为南老师的办公室。在走道的地方,摆了两张办公桌,一张是李淑君使用,另一张给每天来的义工使用。如果来了的人多了,可以使用大厅。

作为讲堂的大厅,排好椅子,可容纳一百人,外边走廊很宽,也可以加坐十来个听众。

搬进来一周后,南老师就开始“唯识研究”的课程了。

七月初,又开了古筝班,是由陶筑生先生主持,每六个月一期,一直持续了三年。到陶先生赴美表演,才改由他人教授。

在这三年中,连续由南老师所开课程有:

“庄子研究”、“易经研究”、“楞严经”、“参同契”、“禅学研究”以及“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”、“设计哲学”等。

除南老师主持的课程外,还有刘大镛主持的“书法”课程,孙毓芹先生主持的“古琴”课、“琴诗书画”课,以及其他的“太极拳课”、“针灸”课等等。

由于“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”这一门课程,是应光华针灸医院之请所开,后来该医院也就在这里开班教授针灸的课程了。

南老师除了每周有三天晚上的课程外,还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,略可记得的有:

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——应孔孟学会之邀讲“宋明理学与禅宗”。

二月七日——应“国防医学院”之邀,讲“中国文化与医学”。

三月十五日——为工业设计协会讲“工业设计”。

四月十日——应辅仁大学之邀,讲“儒释道三家思想精要比较”。

四月三十日——又在辅仁大学讲“魏晋时期代表性人物思想之影响”。

五月七日——辅大邀讲“禅与易经对现代西方文化之影响”。

五月十五日——应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之邀讲“禅道与中国文化”。

五月十四日——应辅仁大学邀讲“禅与老庄对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”。

五月十五日——应台湾大学之邀讲“禅”。

五月二十二日——应台北商专之邀讲“中国文化与佛学”。

十月十二日——应“中央大学”之邀讲“禅道与东西文化”。

十月十四日——“国防医学院”邀讲“东西文化与医学”。

十月二十一日——东吴大学邀讲“禅与学”。

十一月十日——成功大学邀讲“宗门旨趣”。

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——儿童少年发展委员会邀讲“儿童心理教育的哲学基础认识”。

十一月五日——国民教师研习会邀讲“中国文化的前瞻与回顾”。

六月四日——应“中华电视台”邀讲《论语》,每周二小时,共讲八周。

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开始,每周三下午三时至五时,在大陆工作会讲《论语》,共十一个月。

除掉前述的课程和讲演外,一九七一年起,应聘在辅仁大学正式开了《易经》的课。

另外东西精华协会还有经常的活动及设立了一些非经常的组织:如“开心俱乐部”,是专为青少年定期活动设立的组织。一个“心灵研究社”,是一九七二年三月成立的,由臧广恩教授领导,以社会上奇异心灵现象为研究的目标。这项研究的内容,也是当时美国日本等国流行的研究课题。

南老师一天忙到晚,从早上九点来上班,晚上十点才回家,除了上课及应邀出外讲演外,还有络绎不绝的访客,一周至少忙碌六天,有时也可能是七天。

但在百忙中,他没有忘记照顾家庭,至少在礼拜天尽量要与妻儿共度。

 

大学的课程

南老师在辅仁大学上课的时候,哲学系有一个二年级学生古国治,本来要转到台湾大学的,因为得知南老师应聘要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开课,他就不转学了。每 当老师下了课,他就替老师提着皮包,送老师上车,后来索性陪老师回台北(辅仁大学在台北近郊十几公里处),在老师家中吃晚饭。他平常没有课时,也来协会帮 忙。

古国治就这样,一直到他大学毕业,按照规定去当了两年的兵,回来后,仍来帮忙。

但是提皮包往来辅仁大学的教室,并没有那么久,因为第二年南老师就因事不教了,改请孙毓芹先生代课。

老师不去教课,这其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。原来辅仁大学有交通车,每日往来台北与学校之间,南老师本来是搭乘校车来回台北的。校车上乘坐的,都 是教授们,大家喜欢谈话,尤其喜欢向南老师问些问题。大家的一片热情,南老师也要热情相对,刚上课说了几个钟头的话,上了交通车还要说话,不免太累人了。

后来南老师不再搭交通车,下课后改搭计程车,再带着提皮包的古国治,先去喝一杯咖啡,休息一下。如此一来,教授的薪水也就花光了。

再有一个原因,使得南老师决心要辞掉大学的教职。因为台湾的大学上课很自由,所以有个怪现象,学生喜欢逃课,虽选了这门课,却常常不来上。对有些不善言词的老师,会造成课堂没有学生的窘境。

当南老师在辅大开课时,我认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,南老师上课时虽也是选修课,教室却坐得满满的,窗外也有人站在那里听。但有些教授上课,事先同学还要到校园中拉几个同学来听讲,凑上五六个人,否则教授就太难堪了。

像这样的强烈对比,南老师早已知道不妙,为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,自己应该急流勇退,以免他日遭忌,反而不妥。

听到老师辞去教职,我觉得很奇怪,于是南老师才把他的看法说出来。

说到辅大,使我又想到另一所大学。我有一个远亲张平堂,是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教授,他虽是体育系的,但他自己喜欢读哲学书籍,自小也在家中读过四书五 经之类。《人文世界》出版后,他看了几本,刚好师大有其他教授,也向他介绍南老师的文章。有一天,他对我说:他曾向师大文哲方面的教授提起,为何师大不聘 请南先生来教课呢?

那个教授说:如果请南先生来教孔孟学说,当然是一流的教授;如果讲道家的学术,南先生也很精通;如果是讲禅宗,那更是他的老本行;所以说,请了他来,我们这些老师怎么办呀?

这像是一个笑话,但是南老师恐怕早已心知肚明,所以只接受研究所的约聘,指导几个博士生比较不会有这类问题。更何况,博士生可以前来就教,更为简单。

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,才深感创立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必要。这样可以针对需要而开设课程,不但大学的学生可以来听,其他各阶层的社会人士,也都可以来听讲。

在协会所开课程中,如参同契、禅学、易经、中医医理等,是属于院校较少开设的课程,所以,开课后,听众永远挤得满满的,每人要缴场地费二百元,经济困难的就免缴了。

南老师停授辅大的课后,许多同学就跑到四楼来听课了。

 

多才多艺的人——孙毓芹

经常到东西精华协会坐镇的人中,孙毓芹先生就是一个。他比南老师年长三岁,是河北省唐山人。曾任师部的政治部主任。但他志趣不在政治,除了琴棋书画全在行不谈,还通易理、占卜,又会养马、养鸟,还会养老鹰,懂茶道,会作诗,是一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。

尤其他待人随和,诚恳而不死板,还精于烹饪,实在难得。

曾有一次,南老师讲华严经毕,赋诗一首:

讲华严经毕有感

蓦忆平生事

秋风拂面凉

不堪尘扰扰

何况世茫茫

戚戚存悲愿

惶惶对法王

凄清终古月

寂默照炉香

孙毓芹先生不久就和了一首:

怀公夫子讲华严经毕有感

独立清溪月

溪清人意凉

闲情谢攘攘

心事转茫茫

岐路思文佛

哀时叹素王

漫漫深夜静

风细动荷香

孙毓芹先生,后来大家都称他孙公,字写得十分雅气,是文人字,老古公司出版的书,有许多封面题字,都是他的手笔。他的琴艺更有极高的成就,后来得到民族艺师奖(一九八九年)。

但最不同的,是他凡事尽力而不执着,对南老师的态度虽淡淡而又绝对的支持。照我多年的观察,应是从南师处有所得的原故。

像这么好的一个人,却害过我一次。那天,恰逢南老师的生日,孙公和陆健龄等几个人,已准备好了一个蛋糕。孙公要我端着蛋糕走在前面,他们都跟在我后面,进了老师的办公室。

进去的时候,我说:“老师生日快乐!”岂知老师抬头看了我们一眼,不理不睬,使我好生难堪。

当然,大家仍然吃了蛋糕,老师也随便吃了两口,出来后我就问孙公,怎么会这样?

原来他们都知道老师向来反对过生日,他们以为如果我端进去,老师不好意思骂我。他们几个都知道老师的脾气,自己不敢拿去,却害我讨个没趣。

从那次开始,直到现在,我从不向老师贺寿,以免又讨没趣。

南老师仍是依照传统习惯,生日为母难日,那天既是母亲受苦的日子,又庆祝什么呢!更何况,当时两岸不通音信,高堂老母不知如何,更不该庆贺什么生日了。

那几年,孙公除了坐镇东西精华协会外,惟一的事就是致力于他的琴艺。因为早几年,南老师建议他去努力学琴。

孙公后来琴艺大放异彩,学生也很多,他虽得过许多奖,但他对名和利都很淡泊。他的为人好,王升先生曾透过萧政之先生与南老师,要他回部队去当政治部 主任,但他拒绝了。后来他患了气喘的毛病。记得有一次,他有病被送往医院,病好后,他就来对南老师说:“下次再犯病请不要送我去医院治疗,人人都有一死, 死不要紧,但到医院检查治疗,那个活罪难受!”

孙公留在家乡的,有妻子和一个儿子。他在台湾并未再婚,虽然追求他,想嫁给他的人,中国、美国小姐都有,但他始终潇洒自己度日。

两岸开放来往后,他与家乡连络上了。妻子在唐山大地震时断了腿,后来治好了,儿子是务农的人,孙子孙女都有。孙公几次预备回乡探亲,临时都因气喘病又犯,始终未能成行。

一九九0年四月十四日,他在加护病房等待儿子前来,最后仍未及见面,便逝世了。

 

喊口令的人——林中治

在四楼坐镇的,除了孙公外,还有林中治先生。

林先生最早是在孙公的禅修班中,与钟德华先生、陆健龄先生等同时。后来他们也都参加了青田街时的禅学班。

林先生来台湾,是阴错阳差的偶然。抗日战争结束时,他才十七岁,不久在他的故乡福建福清县,被军队拉夫,强迫进了军队。当时他的兄弟们都逃脱了,只有他倒霉,就随军队辗转到了台湾。想不到那时的倒霉却变成了幸运。

由于他自幼在家乡读过古书,笔下不错,所以被分派文书方面的工作。退役后,经由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安排就业,到电力公司工作。

他担任的工作是外勤,完成当天任务就可以下班,所以他每天下午三、四点钟就工作完毕,到四楼协会来帮忙了。

林中治很用功,也不爱多问,做事负责又热心,却有些个性。他的中气很足,嗓门很大,在这个一百人的大讲堂中,每当上下课喊“起立、敬礼、坐下”的,就非他莫属了。

说到上下课敬礼的礼仪,也是南老师很重视的。这并不是要求听众对他个人的尊敬,而是认为礼仪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,从文化的观点上来说,这是培养相互尊重的美德,是社会祥和的基础。讲台上与讲台下相互行礼,既是礼仪,也是秩序。

林中治在四楼的这段时间,与李淑君配合,分担了许多工作。尤其是事务性的工作,多由他担当。那时他是单身一人,下课回到住处,继续用功,或看书或修禅定,极少外出消遣游玩。

因为他是下午来的,晚饭就随便吃一碗泡面。有时他会带些青菜来,在讲堂外的走廊上,用烧开水的电炉煮一下吃。

渐渐的,有人与他分食,再渐渐的,参加分食的人更多了,愈煮愈复杂,有时甚至到煎鱼炒菜的规模。他虽然乐于替大家服务,但是楼下素食的比丘尼闻到了腥味,不免有些怨言。这也是后来搬迁的原因之一,说起来,令人汗颜。

后来林中治在一九七七年,先是应妙然尼师的邀约,到苗栗法云寺佛学院讲经教课;过了一段时间,即退居离寺较远的后山,独居潜修。十年后,再邀他到老古公司帮忙,他把书库整顿得井井有条,花费不少心力。那时他已结婚,他的太太在医院药局服务,对他的生活目标全力支持。

他在老古一年光景又离开了,专门致力于宏扬佛法的活动。他曾经对我说,学了几十年的佛法,不愿将一点心得埋藏,愿与大家分享。

 

刘修如的梦

一九七一年五月,协会从青田街搬到莲云禅苑的四楼,光阴荏苒,转眼到了年底。听讲的人中,对禅宗有兴趣的一些人便纠合起来,请求南老师指导,给大家一个禅七训练。

我们之中,多数都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禅七,这次参加的人共有三十个左右,大致记得的有:

白玉堂(White)——美国人

刘修如——社会司司长

钟德华——交通银行襄理

汪忠长——东西精华协会秘书长

刘大镛——书法家

王中平——美国记者的太太

明仪法师——韩国来的和尚

韩振声——“立法委员”,绰号老顽童

王绍璠、卢惠玲——夫妇

陆健龄、蔡淑美——夫妇

叶世强——艺术家,会为孙公做古琴

史济洋——中学老师,外号史菩萨

另有刘雨虹、袁行廉、廖小姐、吴爽熹、张东生、李淑君、林中治等,还有大学学生张选翰、许荣禹、郑景松、曹砺铁、郭秋福等。

此外还有三个禅苑的比丘尼。记得临时前来参加的,还有一个西藏来的女士,也在七日的训练中,造成一些涟漪。

在七日进程中,孙公是助教。林中治喊口令,维持程序进行。李淑君忙进忙出,操持一切杂务,南老师讲话时,也由她写黑板。

对多数人来说,这是初次经历,古禅师说:“此是选佛场,心空及第归”,人们脑筋思想无一刻停止,想到达“心空”真不容易,能“空”就考取了。

记得是第五天的午饭休息时,刘修如司长对我说,他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

昨天是他的六十岁生日,在梦中,有人通知他去中山堂开会。他匆匆赶到中山堂的会场,在会议室的门口,看见几个熟人坐在里面。正要走进去时,忽然想起 来,里面坐着的谢冠生(司法院长)谢贯一等人,不是都已经去世了吗?心中不免犹疑起来,何必跟死去的人开会呢!于是就回头走了。这时也就从梦中醒了过来, 心中还有些余悸。

许多算命的人都会对他说,他活不过六十岁。换言之,六十岁是他的一关。他说,昨天是六十岁生日,如果去和死人开会,自己一定就与他们为伍了。现在因 为来到这个选佛场,与这么多心念清净向善的人在一起,再经由老师的禅定训练,虽不见得有多少成就,但定能生慧,可能开启了自己一点智慧,才能梦中作了一点 主,惊觉那个会不能参加,因而逃过了一劫。他写了一篇文章,登在《人文世界》,题目就是“心空及第归”。

这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,不久前,听说刘修如先生返回他的湖南故乡,落叶归根。想来他应该是快九十岁的人了吧!祝福他健康长寿。

再说这七天训练的事,确有些特别的感受,心灵受了激荡,许多人显露出异于平常的反应,就好像心中的一切不再能隐藏,内心深处的毛病也抖了出来。知道检讨的人,发现自身下意识的毛病连自己都不知道。

有一个人平日常说,自己是好人,从不做坏事,那天突然惊觉自己原来毛病很多,坏事也做过不少,不免心生惭愧。

可见修身很难,反省更不容易。

 

背后的人们

俗话说,一个伟大男人的背后,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像孟子吧!有个伟大的母亲,大家从小学就读过孟母三迁的故事。

反过来说,一个有成就女人的背后,那个男人一定也不简单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,是英国王室中著名的有建树的人,她的夫婿阿伯特,是极被称道的标准王夫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,背后的先生也是永远协助并支持她的人。

南老师是不是伟人,或有成就的人,我无从下评语,但不可否认的,他不是一般普通的人。他奋不顾身的挑着文化传承的重担,永远以教化作为人生的目标和生活中的第一任务,这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。

但是一般作妻子母亲的人,所希望的是夫妻常相厮守,以家庭为第一,能有安定的生活,及健康上进的儿女。

南老师在台湾又再结婚,就像许多在一九四九年来台湾的“大陆人”一样,因为不知何年何月才重归故里,迁就现实在台另娶(或另嫁)。

初期两岸情况一度松驰,南老师的原配夫人王翠凤女士,也曾带了两个儿子来台。只是当时南老师正好经营失败,生活困难,她们母子只得又回乐清老家去了。

台湾的南师母姓杨,是东北辽宁人,比南老师小十岁,他们育有二子二女。这四个儿女,都长得漂亮,一个比一个聪明,原因是他们的父母,除了个子不高以外,也都是聪明漂亮的人物。

在“东西精华协会”成立以前,要拜访南老师的人们,只能到家里去,所以每日访客不断,南师母整天忙着烧开水(那时还没有发明电热水器)。据说有一天,替来客泡茶就用了一斤茶叶,可见访客之多,也可知师母的辛劳了。

及至协会成立,访客可到办公室来,师母总算不必再烧那么多开水了。但是老师晚间上课,下午到处讲演,上午又要忙着会务,从早饭后出门,直到晚上十时才能回家,这个家中男主人的时间,都被外人占据了。这个家庭妻子儿女的牺牲真不算小,他们的苦痛,不是外人可以了解的。

有人问南老师是不是佛教徒,他回答说:“我不够资格,因为佛教徒应该舍己为人,这一点我还做不到。”

南老师家中信仰自由,师母是回教徒,子女中也可以自由信教。长子南一鹏曾在《人文世界》发表过一篇“释迦拈花迦叶微笑”的幽默短文,颠覆了这个著名的禅宗公案。

一九七二年,师母病了颇长一段时间,南国熙已经离开她三年了,一九七三年,师母由朱文光陪同,赶美探望儿子,此去就再未回台了。

 

五十五岁感怀

每日忙碌不歇的南老师,一定会把周末空出来,陪着妻儿度过,或随师母的兴致,陪伴外出。老师对师母的关怀,大家都有目共睹。

多年来,虽然居家常常搬迁,但都照老师的原则,在“四大”之间。

“四大”皆空,本是佛典上的名辞,地火水风就是四大。老师找居处所说的四大,是指四个大学,就是台湾大学、师范大学、政治大学(城中分部)、淡江大学(那时还是淡江文理学院)。

早年所住蓬莱新村,靠近台湾大学。青田街时代,则靠近师范大学。莲云禅苑时期,老师住在永康街一个巷内,皆靠近淡江大学及政大分部。

老师住家与“东西精华协会”距离甚近,步行仅十分钟的路途,节省不少时间。老师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,一方面没有经济能力;另一方面,有能力也会用在文化方面。

师母在癸丑年(一九七三)到美国去探望孩子,这年南老师是五十五岁,头发也开始花白了。理发师劝他染发,他没有接受,还作了一首玩笑的诗:

理发师劝染发戏作

世人多畏发初白 却喜头颅白似银

免去风流无罪过 何须装扮费精神

渐除烦恼三千丈 接近仙灵一性真

对镜莞尔还自笑 依然故我我非新

虽然世人都惶头发变白,有人却觉得满头白发可与风流绝缘,少些罪过。不管白发黑发,我还是我!

尽管诗意轻松,但岁月催人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有一天,我先到三楼找到行廉姐,二人一同到四楼老师办公室去。老师说: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,自己从梦中哭醒了。

老师从梦中哭醒!这真是天大的事!

原来老师在梦中又愁又急,为什么接棒的人还不来啊?要等到什么时候啊?急得哭了起来。

正在此时,听见袁太老师(焕仙)喊他:“怀瑾呀!你看!那不是来了吗?”

老师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海边,回头望去,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三、四岁的孩子,远远的向自己走来。

天啊!还是一个孩子啊,还要等许多年啊!

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老师平日一定在着急接棒的人,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。

对于这桩事,我心中颇为奇怪:“为什么一定要有接棒人呢?”

老师是临济宗的,他说:“按照临济宗的传承,是应该有人接棒才对。”

接棒人还没有下落,学生中倒有人给老师惹了不少麻烦。

这天也算巧,我正在办公室与老师说话,电话响了,听见老师的回答,感觉不妙,至少非常奇怪。

是“总统府”打来的,因为有人写信到“总统府”,说:“要国家有救,只有找南怀瑾才行。”

“总统府”于是要来查问一番。也幸亏来查问,老师才有机会说明并不知情,认为是有人开玩笑。如果不来查问的话,很可能把老师列入黑名单,认为有什么阴谋之类。

据老师说,类似的事已不止一桩了,学生们(或者听讲人)的天真想法和作法,造成不少困扰。

事实上,癸丑年的台湾,已有很显著的变化,经济起飞已有些成效,有钱的人多起来了。随着台湾本土菁英人才的崛起,民间的政治团体也多了起来,他们从 暗到明的活动着,但也遭到压制和打击。一些著名的异议人士及台独人士,多已被关进牢房,而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疲弱,渐近尾声。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已去过 了北京,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似乎随时会生变。总而言之,台湾从内到外都在变,经济结构在变,政治生态在变,人心更在变。

文化怎么样?财富开始冲击原本就薄弱的道德文化,人们也趋向在金钱与道德间任选其一的作法。关心人文社会的人们在忧虑了,没有文化道德的基础,财富反而会成为可怕的事。叔本华曾说过: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有财富:

夜阑人静,午夜梦回,愁上加愁,老师想起了故乡家园,已远离二十多年了……

思乡

故园西望泪潸然 海似深情愁似烟

最是梦回思往事 老来多半忆童年

想起了故乡父母家园,不觉也想起了故乡的妻子,那原本是姨表姐的人,与自己自幼青梅竹马。局势如此,想到她艰难的处境,头发也早已白了吧!再想到童年两小无猜的往事:

忆内

辛苦艰危发早华 童年犹忆住他家

庭园百卉先春艳 蜨蝶双飞争扑花

 

闲话胡适与铃木

自从《人文世界》出版以来,编务忙得最多的,要算是徐进夫了。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,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拿出长短各数篇。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,与林曦及杭纪东三人,往来甚密,极为投缘,大家也称他们为三剑客。

其实徐进夫是属于新三剑客,原来的老三剑客是杭纪东、林曦及王绍璠,因为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,旧三剑客就改组了。

三剑客的另一人林曦,也是经常写文章又常来帮忙的人。那时他在台大化学研究所,得到硕士学位后,于一九七二年到美国念博士去了。

林曦虽是学化学的,早年跟随老师热衷《参同契》的研究。

他也是一个才子,古书读得比较多,材料丰富,文章词藻华丽。后来得到博士学位后,在美国工作了几年才回台湾。现在彰化师范学院任教。一九九六年当《人文世界》复刊时,我首先向他邀稿他也像从前一样的热烈支持。

可惜三剑客之一的杭纪东,始终惜墨如金,未曾写过片言只字。不过,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组织章程宗旨等,倒是由他协助起草的。

徐进夫那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,后来改为翻译工作,曾译过许多文学名著。研习禅宗后,开始翻译国外有关禅宗的书籍,后来成为此类书籍翻译的佼佼者。除了铃木大拙的著作外,他所翻译的“西藏度亡经”,至今仍为畅销书,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着。

自从七0年禅学班开始,徐进夫也是一个经常来帮忙的人。

由于他接触英文禅宗方面文章很多,有一天,他带了两篇文章给我,一篇是胡适博士的,另一篇是日本铃木大拙的。这两篇文章发表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的刊物上。

夏威夷大学“东西文化中心”,是国际上颇为著名的。胡适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,他对中国文化学术上的贡献,是无可置疑的。

但一般认为,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写到禅宗的问题时,似乎尚未突破。他在五0年代,发表了一篇文章“禅宗在中国” (Chan(Zen)Buddhism in China:Its History And Method)。因为他看了铃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《禅与生活》(Living By  Zen)一书,有所质疑,感到失望云云。胡适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禅宗的。

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,铃木不久有了回应,他的答辩文章题目为“禅:答胡适”(Zen:A Reply to Hu  Shih)。他开头就说:“胡适可能了解许多历史,但并不了解历史中的人物。”

铃木洋洋洒洒的论辩,说到后来,竟直截了当说胡适不懂(禅宗)等等。

夏威夷大学的学报(Philosophy East And  West)刊载铃木的文章时,也转载了胡适的那篇文章,两篇同时刊登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卷第一期。一问一答的两篇长文,是学术界著名的论辩,内容精彩。

此后,关注哲学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,都翘首等待胡适的答辩,但是,胡适始终未再说话。据说,因此之故,胡适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,似乎就一蹶不振了。

胡适有生之年没有回应铃木,也许有两种原因:

其一是默忍铃木的话,自己不懂禅宗。其二是以禅宗的不立文字,以保持缄默做为回应。

如果是自认不懂,胡适真够大学者的风范,是孔子所谓的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”。这个精神了不起,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如此。

如果是以缄默不立文字为回应,胡适应该算是彻底放下名位之争及是非之辩,在某种意义上,得到禅宗的解脱自在了。

无论是那一种原因,胡适都应该算是了不起。此是题外之话。

为了禅宗这个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,不少人向南老师提出建议,希望他执笔完成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,以确立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定位。

 

为什么是禅宗

说到胡适、铃木大拙与禅宗,不免要谈一谈《禅海蠡测》这本书。

眼看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,早年在禅宗的门前徘徊止步,他本人又被国际著名的禅学大师铃木,批评为不懂禅宗,作为中国人,真是情何以堪!而铃木在国 际禅学的声望日隆,一九四九年就被选为日本学术院的院士,且获天皇颁授文化奖章。日本人对学校的尊重,正是大和民族的一种优秀品质,所以虽是战败之国,却 能奋力发展经济,迅速执东亚经济之牛耳。也有人说,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精神,与他们受禅宗的影响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中国人呢?当铃木接受天皇颁发文化奖章的那一年,国民党当局到了台湾,那时的台湾,在文化历史上堪称一片沙漠。

不久,李执中、萧天石二人先后来探望了南老师,同声表白:文化到了这步田地,还不赶快采取行动,不能立德立功,至少可以立言啊!

在李、萧二位的催促下,《禅海蠡测》诞生了。南老师事后说,当时他被李、萧二人骂出一身冷汗,就立刻动手写书了。有趣的是,这时刚好是在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发表之后。

《禅海蠡测》在一九五五年出版,那时的台湾处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局面。幸亏还有美国人的帮助,军事上有顾问团,急需复兴的农业,则有与美国合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。该会五个委员中,有两个是美国的专家。

农复会的主任委员,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。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条件是,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不能进入农复会。换言之,农复会是由技术及专家挂帅,不能被国民党以党来领导内行。蒋介石特许了他,所以农复会才能自由运作,达到有目共睹的成就。

当时最苦的是军人。因为台湾的经济尚未突破,军人待遇无法改善;人口多的军人家庭,甚至有三餐不继的情形。

现任东海大学教授的蒋勋,那时也生活在少年困苦的环境,他在自述中说,一日三餐只有空心菜佐饭,十分苦恼。但他的母亲,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,为了提 起孩子们对惟一的空心菜的兴趣,向他们说着商朝的宰相比干和空心菜的故事。蒋勋对历史文化产生兴趣,也始自饭桌上的空心菜。这也说明了早期台湾普遍的穷苦 状况。

再说,当时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台湾,谁还管什么文化啊!就如后来大师级的学者牟宗三,那时也只在师大教书,所得仅可温饱而年轻一代尚在求学,文化建设根本不成气候。

那时钱穆和唐君毅二位学者,由大陆迁到了香港,创办了新亚书院。后来程兆熊、徐复观也去加入他们的行列,怀着“鹅湖”的精神,开始文化播种的工作。

《禅海蠡测》的出版,开始时没有多大的影响,但这时却有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张君劢,据说他看了这本书后说:“我们这一代,总算对历史文化没有交白卷。”

张君劢这样说,并不一定是对禅宗情有独钟,而是作为一个读书人,深知禅宗在中国哲学文化中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。如果甩掉禅宗不谈,文化等于掉了一条腿,中华文化就变成了跛脚鸭。当然,也极可能他已看过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了。

张君劢和左舜生、李璜、余家菊、陈启天等人,都是早年留学法国的读书人,他们关心国事,有书生报国的热忱。但他们是用批评建言的方式,后来组织了民 社党(张君劢、陈启天等创立)及青年党(左舜生、李璜、余家菊等创立),宣扬政治上的理想。但理想常常是桃花源,他们就被人讥讽为国民党政府的花瓶政党。 这也因为他们是书生的原故。

其实政治上的“花瓶”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南老师常引用易实甫的两句诗“江山只合生名士,莫遣英雄作帝王”。名士好比花瓶,起码让人赏心悦目,比起带给人民无边痛苦的英雄帝王好多了。民、青两党今天在台湾已“无疾而终”,但在过去几十年中,他们实在并没有起过什么坏作用。

左舜生更为有趣,这位政治上有理想的书生,最喜欢看琼瑶的小说,因为琼瑶笔下创造的是爱情桃花源,人人向往。

琼瑶成名(一九六五年)后,立刻得到左舜生的欣赏,他每天工作完毕,一定要看琼瑶的小说,精神才能得到舒解。据他自己说,琼瑶的小说是他思维的重要调剂。但是,也可能是琼瑶的爱情桃花源,吻合了他的政治桃花源的原故罢!

一九七三年,另有一个欣赏《禅海蠡测》的年轻人,名叫袁保新。他当时还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的学生。有一天,他托我向南老师转达“先知出版社”的 意愿,希望由“先知”再版《禅海蠡测》这本书。先知出版社是属于天主教大学的,但他们肯定《禅海蠡测》在学术上的价值,南老师也就答应了他们。袁保新后来 在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,曾任教于“中央大学”,现在则为南华管理学院教务长,也陆续有著作出版。

中华传统文化,儒家道家以及各宗各派,历来或如滚滚江河,或如涓涓细流,总有学者或达者,继续传承;唯有禅宗,这个唐代以降,占文化要角的禅宗,自清末以来,却在日渐萧条中,难怪有识之士要大声疾呼了。

其实,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是包括了禅宗的。但一般认为,那是学者的论述,尚未真正表达出禅宗的精神。

美国前总统尼克松,曾看过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印象深刻。一九七二年,尼克松初访中国大陆,即探询冯氏,希望见面。有人说,美国历届总统,只有尼克松比较了解中国人,大概因为他看过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的原故。

再说《禅海蠡测》刚出版时,真是可怜,每本定价新台币五元,在基隆市面出售,根本没有人买。但十年之后,少数流传出来的旧书,在香港的书摊被居为“奇货”,每本价值二十元美金。所以老师常勉励文化界的人士,凡事莫灰心,真有价值的作品,早晚会被人肯定的。

 

基辛格和第一本书

“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”一文,连续在《人文世界》刊载两年,暂时告一段落。这其中所谈及的,只是有关“身”的部分,至于有关“心”的部分,尚未谈到。人是“身”、“心”二者的结合体,禅宗所谓的心地法门,是从“心”入手的。

尽管只涉及到“身”的修养,已是颇为罕见的著作了,许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单行本,以方便阅读及存放。

那时做任何事,都是打穷算盘,李淑君就把杂志的文章,加以剪贴制版,虽云简陋,但省了重新排版的费用,这本书也就出版了。这也是由杂志而衍生的第一本书。

说到杂志及书,使我又想起相关的一些事。《人文世界》的支持者,多属客串性质,常因人手不足而产生不能按时出版的问题。平鑫涛先生曾一再提醒我们, 拖期一次,要五期的时间才能挽回销售,所以一定要按时出版,一天都不能晚。有一次,他还对我说,如果无法如期出版,也许可以改为写书,这样就没有时间的压 力了。

有一天,忽然想到杂志该付印了,就去找李淑君。岂知到了四楼,看到稿子仍放在她的桌上,等待最后一校,而她,却外出了。

听说她去证券行了,是办理交割手续。

我大吃一惊,原来李淑君在做股票啊!

那时的股票市场还没有电脑,买卖股票要亲自去,因为打电话很难畅通。成交后第二天去办交割,就是转让手续。

其实,那次是老师的买卖,只是差她去办理而已。由于年前尼克松已去北京会晤了毛泽东,这次基辛格又去北京了,不知是否会与中共建交,以致股票天天下 跌。当基辛格离开大陆之前的那天,老师就借了一些钱,叫李淑君去买股票。果然基氏离开大陆,发表谈话,一切尚无大变化,于是股票连涨三天,老师用赚来的 钱,印了这本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。

老师如果把精力投注在赚钱上的话,有人说,他也会成功的。虽然初来台湾时经营失败了,那是因战乱而造成的意外事件,不能以常理论。

但是,老师不愿把精力放在赚钱方面,只是随缘偶一戏作,文化才是他的中心。可能因为生意人人可做,但是从事文化的人,可就不那么多了。

岔出了股票这段事,杂志脱期也不能怪罪李淑君了,只是常使平鑫涛先生为我们的杂志操心,老师觉得过意不去,以后就不再麻烦他代为发行了。

再说这第一本书印出以前,南老师已经出版了四本书:《禅海蠡测》(一九五五)、《禅与道概论》(一九六八)、《楞严大义今释》(一九六0)、《楞伽大义今释》(一九六五)。

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这本书,后来经由朱文光译成英文,交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名叫Samuel  Weiser公司,于一九八四年出版。后来又由英文译成葡萄牙文、意大利文在各所属国正式发行。这也是南老师的第一本书被译成外国文字,在外国流通。

美国这家出版社,专门出版东方学术书籍,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,当他们最初收到英文译稿时,花了不少时间,请几位专家研读,最后决定出版。

在他们给朱博士的信中说,有关此类著述在东方有很多,但南怀瑾先生的这一本,才是真实的学问,与其他的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,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《Tao  And Longivity》。

这本英译本初出版时,在美国销路平平,但日子久了,看的人越来越多。后来版税也越来越多,并有多国文字的翻译本出版,老师常常笑说:“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,还要活得命长才行。”

 

单传长子的绝技

在讲《道家密宗与中医医理》的课堂上,曾讲到人体气脉的问题。南老师说:他听说安徽省有一个村落,有人会点“死穴”,又会点“活穴”,这是中国道家的大学问。但是祖传习俗上的不合理制度,这种绝技如果仍是只传长子,不外传他人,早晚这个绝技会灭绝的,实在可惜。

南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件事不止一次,没想到,身怀这个绝技的人,正坐在听众之中。

他就是张嘉先生(字逸仙),他文才高,武功又强,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。但他具有一个斯文俊秀的外表,那时他已快七十岁了,仍是一个白面书生的模样。后来南老师常开他的玩笑,说如果哪家千金征婚抛彩球的话,一定会抛给他。

有一天,上课前他走进南老师的办公室,我们也跟进去了。他说,再三听到南老师讲,不应该把绝技保密,应公诸于大众,他心中挣扎了好多天,觉得有理。 但父亲早已过世,当时说明只传他这个长子,连亲弟弟都没有传,现在他怎么能公开呢?所以心中矛盾极了。他日思夜想,昨晚忽然梦见父亲来了,对他指一指那个 穴道,又点点头。他醒来后感觉父亲已点头同意他公开这个绝技了,心中愉快,并希望南老师给他一些时间,在课堂上示范,向大家公开。

我们都无比的兴奋,要学这个绝技。据张嘉先生说,清朝时候,家乡有武功的人,常互相争斗,当与对方对打时,点了对方“死穴”,但对方不会立刻死去, 要过一个月才会死,那样在法律上就没有罪了。另一种“活穴”,是当一个人忽然气绝,在活穴处下去,可起死回生,张先生自己在台湾也救过邻居的孩子。

点“死穴”大家不必要学,就学起死回生的点“活穴”吧!

张先生先表演了倒立,只用大指和食指支撑着倒立,有了这个功夫,他手指的力量才有资格点穴,才能在活穴处令人起死回生。

接着有人志愿做示范对象,那个穴道是大腿窝三角肌内,类似手上虎口的位置,张嘉先生大姆指食指夹住那个地方,用力一弹(突然一抖)就行了。

大家知道了,但是施功的程度大有不同,如果不会两个手指拿倒立的话,功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

我曾请张先生在我身上实验一下,以体会那个力道。被他弹拉一下后,我整天都觉精气神上升,非常舒畅,相信是气脉流通在起作用,一定会有起死回生的效果。

张嘉先生精通达摩“易筋经”,武术弹腿,后来就在协会开班,传授给年轻朋友。

一九七七年初,他应邀到美国教拳去了。也是与儿子一家相聚。一九七八年末,他因消化不良,身体检查,说是癌症,到纽约开刀。人到了美国这个所谓科学 的国度,一旦看了医生,生命由医生作主,自己的意愿被科学践踏,完全不能自主了。开刀的前夜,他写给我与行廉姐的信中说:如果开刀未能醒过来,这封信就是 告别的遗书。

当我们收到信时,他已去世了,是手术中过去的。可能这就是他的愿望吧!实在可惜。而更可惜的,是他的起死回生绝活,虽然公开了,但是究竟是否真有人学会,不得而知。

南老师得知张嘉在美病逝,十分悲痛,赋诗悼念:

闻张嘉逸仙国大秘书在美逝世讯

去国原知万事空

凡人歌哭九洲同

多才已自为身累

肠断苍溟魂梦中

再想到中国医药传统中,还有数不清的绝活,是否都能像张嘉先生一样大公无私的公开呢?南老师不断的在呼吁,要文化流传,中国人不能再私有了,应该统统公诸于世,造福人类才对。

 

话说《论语别裁》

一九七四年四月初,大陆工作会邀请南老师去讲《论语》。对南老师来说,讲《论语》是轻松平常的事,因为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。

但是这一次却不同,因为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蔡策先生,自动听讲速记,以致促成了《论语别裁》一书的问世。

蔡策与南老师,是在日本之行以前认识的,直到四年后,才有时间来听南老师的课。

南老师在大陆工作会讲了一年,把《论语》讲完了,蔡策又花了半年的时间,从速记变成文字。

有了这个基本的架构,从一九七五年九月起,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,参加的人不少,最重要的还是南老师的仔细修正。到了第二年五月,《论语别裁》出版了。

以后几年接续的《孟子旁通》与《老子他说》的出版,都是同一模式,先由蔡策速记,再由南老师修订出版。这几本书的书名,也都是南老师定的带有自谦意味的书名。如果没有蔡策的记录,还真不知道这几本书何时才会出版呢!

说起《论语别裁》这套书,还有许多趣事。刚出版不久,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年级就读的学生杜忠诰,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,就自动向国文系日夜间部同学介绍。结果在短短半个多月,一共卖了三百多套。同学们还以为杜君是个推销员呢!

杜忠诰是农家子弟,南老师特赠一套西服料子给他致谢,但他坚决不收,他说是为中华文化而推介的。后来老师改送他一套藏书《渊鉴类涵》,他高兴的接受了。

杜君向学极为努力勤奋,后又留学日本,得到艺术学位。除国学外,他早已研习书法艺术。一九八五年起,在台湾及日本多次举行个展,并三度获全省美展第一名及多项文艺奖。近年不但多次为老古书籍封面题字,更帮忙审稿校正的工作。

曾有一个读者,来购买《论语别裁》时说,是一个美国学生介绍给他的,说要研究中华文化,先要读《论语》,要读《论语》就要先读《论语别裁》,才能真实了解孔子思想。如果只看一般注释的《论语》,则难免枯涩难懂。

说到这里,顺便提一下有关《论语》的一件事。刚来台湾不久,有些读书人认为《论语》的章节次序有问题,要重作整理。这个想法引起南老师对《论语》的 注意,再加研究,愈发觉得《论语》“条理井然,脉络一贯”,绝对不必要重新编定。后来,南老师写了一篇《孔学新语发凡》,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引起的。《论语 别裁》出版时,这篇文章也就附录于书后,作为参考了。

 

钟先生与钟居士

钟德华先生是交通银行的襄理,早在“东西精华协会”创办时,他就参加了。他祖籍江苏,生长在山东,个性开朗直爽。由于他早已学佛,与各方结缘很多,大家都称他为钟居士。

记得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,他先约好去看南老师,并要我及行廉姐也一同前往。

他意外的带了一个陌生人同来,介绍之下,也是姓钟的先生。

原来,这位与南老师素未谋面的钟先生,曾几次托请钟居士引介,要向南老师求教。他是学西藏密宗的。

当钟居士提到学密宗的朋友希望拜见时,南老师就拒绝了。南老师说,不愿谈密宗,如果密宗在台湾消灭了,就让它消灭吧!因为真正的密宗难看见,假密宗太多,往往使人迷信、执着,所以消灭了也好。

可是天下愈假的东西,常常流通得愈广,这也就是释迦为什么说:众生斯可怜愍者也,就是说,一般人没有智慧分辨,真是可怜啊!

钟先生心中有急迫的问题,希望得到南老师的解答,所以几次托钟居士求见南老师,却未如愿。钟居士不得已,这次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法门,不事先说明,就干脆把钟先生带来,想必南老师也不会把他赶走吧!

原来如此!南老师也明白了,那个再三要求见面的,原来就是坐在面前的这位钟先生。

既然来了,那就说吧!

钟先生学密宗多年,就在前一年,一位密宗的学者大师,从美国回到了台湾,并主持了一个七日的修课。

钟先生和其他密宗行者,大约十来个人,参加了这个修持。但是到了第四天,有人吐血了,有人昏倒了,钟先生自己也病了,好像是胃不舒服。于是这个七天的修行未能完成,就匆匆提前结束了。大家的心情变得苦恼消极。

说起主持这次修行的密宗学者大师,也是颇有来历的,他就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教授,张澄基博士。

张澄基是湖北人,他的父亲张笃伦,抗战时期是西昌行辕的主任,在西昌当地来讲,是最高的政府官员。

我在西昌专科学校上学时,张笃伦正是行辕主任,他的妹妹耿太太(张澄基的姑母)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馆长。张家的孩子与耿家的两个女儿,都在我们同一学校读书,因为这个学校是当地唯一最高学府。

一九四0年我到西昌学校时,张澄基刚离开,听说到西藏去学密宗了,而我与他见面,是后来在台湾的事。

当钟先生谈这些事的时候,我忽然感到世界太小了,说来说去人与人都直接或间接的认识。就拿钟居士来说吧,抗战时期他在成都服务于交通银行,当时银行总经理金锐新,正是行廉姐的姨父。我们与钟居士在台湾认识后,才发现从前就见过了,真是有缘来相会。

再说这位张澄基博士,到西藏学密宗,听说与陈健民先生同时,后来他到美国留学,又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,走上了学术路线。他的藏文造诣高,所翻译的 《密勒日巴尊者传》(台北慧炬出版)极为轰动。另外他还有《佛学今诠》上下册的出版。但猜想他同时也走着修持的路,才会有主持那次七日修行的活动。

学密宗是富贵奢侈的事,很花钱的。常听人说,某人花了十万大头(铸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)求到一个法;又有某人花了多少大头,才得到某种的灌顶,所以穷人修密宗比较麻烦。

张澄基博士,早在彰化修建了一幢房子,听说是作为闭关及修法的道场。钟先生所参加的修持,就是在这幢房子中进行的。

钟先生叙述了他们那些天修持的细节,包括饮食起居等,有些属于很秘密的情况,我们也听不懂。钟先生也特别提到,学密宗的人所遇到种种困难等等。

南老师说,西藏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,学密宗的人也是吃荤的,不像汉地学佛人吃素的规定。如果打坐起来,吃的是鸡鸭鱼肉,体力活动又少,几天下来一定消化不良,原本身体可能已有问题的人,自然就爆发病痛了。这也不能全归启于张澄基博士。

南老师对于钟先生的问题,只解答一些燃眉之急的要点,许多大问题,未作解答。但却因此之故,促成了年底在高雄佛光山的禅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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