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先生侧记(三)

南怀瑾先生侧记(三)

美国大学的禅风

钟先生来过不久,“东西精华协会”又搬家了。这次是临着大马路的新建四层的楼房,在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。

这个屋主原希望出售,因老师没有经济能力,最后只租用了二、三、四层。这时老师的家属多数都去美国了,只有三公子一鹏和老师,就住在二楼,三楼为办公室,四楼为讲堂。

由于课室较小,只能容下三十多人,故而课程选择了《黄帝内径》、《难经》以及“古琴”、“古筝”、“书法”、“易筋经”、“弹腿”等。听众多的课, 则在外面另租场地举行。一九七四年二月所讲的“中华文化与佛学”,一共讲了十二次,就是租用中华文化大楼举办的。记得是请杨政河教授接洽租到的,大厅容纳 三百人,每次都是座无虚席。

这时老师在大陆工作会所讲《论语》的课已经结束了,不久又开始讲“历史的经验”,仍由蔡策记录,曾在《人文世界》连载,一九八五年再整理出版。

在钟先生来访的同时,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所,也有一个要向南老师求教的人,她名叫陶蕾。此人与禅宗本是毫无瓜葛的。她研究的是艺术史,当研究到了东 方艺术史的时候,发觉处处不离禅宗及佛教。这一下可麻烦了,生为一个炎黄子孙,竟然要向美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,不免心有不平;又觉得有些羞愧,羞愧自 己对祖先文化的无知。

此时的美国,也正流行着禅宗热。前面已经提到,这个热浪是日本的铃木大拙掀起的,所以美国流行的,自然就是日本式的禅宗。

最奇怪的是,美国大学有些东方哲学或艺术的教授,觉得如果没有参加过禅七训练的话,难以得到学生们的崇敬,因为缺了一项亲身体验。

陶蕾说,有一次上课的时候,那位美国教授刚去参加了一个禅七回来,是由日本禅师主持的。日本禅师有一种训练的方法,用香板在学员的背上真打,常常打出伤痕,甚至血迹斑斑的。但不是每个人都打,所以,挨了香板的人,还会很骄傲。

这个教授一面述说着参加禅七的事,一面解开衬衣,露出被香板打过的背部。一条一条的板痕,历历在目。学生们看得心惊,那教授则面露得意之色,表示他是有境界的人。

但是,被日本与西方人心仪的禅宗,正被中国人随便丢弃。为此之故,陶蕾再三托我,如果南老师主持禅七的话,一定要早通知她。

事有凑巧,十月下旬,高雄佛光山的东方佛学院,邀请南老师前往讲授中国禅宗的“丛林制度”,因为在多年前,南老师曾写过一本《禅宗丛林制度》的小册子。

南老师是十月二十六日前往的,李淑君同去,担任写黑板的工作。那时的佛光山,刚建好大悲殿,其他建设都尚在进行中。

 

佛光山的七日

南老师从高雄回到台北后,我听说大悲殿是个好地方,又得知星云大师是从南京栖霞山寺庙来的。我虽与他从不相识,却贸然打了一个电话给他:

我说:“师父,我们从前见过的……”

他说:“哦?在哪里啊?”

我说:“来台湾之前,你在南京栖霞山,我在南京鼓楼金陵大学上学,周末我常去栖霞山游玩……”

他说:“是啊!我也常到鼓楼去……”

我们俩人就这样彼此说着半真半假的话,作了开场白,他心中有数,接着就问我:“居士,请问有何指教啊?”

我立刻开诚布公的说明,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,想参加禅七,是否可借用大悲殿,作为禅七的场地?

星云大师听到是南老师主七,立刻满口答应,并且热情的说,一切食宿及费用,全部由佛光山负责。

大师慈悲的胸怀,令人感动。费用方面,当然不能真的麻烦他了,此是后话。

糟糕的是,当我打电话给星云大师之前,并未先得到南老师的首肯。换言之,南老师尚不知道要请他去主持禅七的事。现在佛光山已经表示欢迎了,我怎么去向南老师说呢?心中不免嘀咕起来。

于是我先与李淑君通了电话,计议了一番,然后就赶到了老师办公室去。那时大约下午五点钟的光景,我知道老师也爱吃牛肉面,桃源街有一家牛肉面馆很有名,许多人常常专程去吃。我说要请李淑君及其他这里的人去桃源街吃牛肉面,并请老师作陪。

南老师不疑有他,也就答应了。那时办公室只有另外一位小姐,于是我们四人就乘了一辆计程车,到桃源街那家牛肉面馆。

大家坐定,叫了要吃的面后,我就对李淑君说:“今年我们能不能找个什么地方打禅七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,老师就立刻说:

“不来,不来,我是不干的!”没等老师说完,我也马上接了一句:

“请别人来主持总可以吧!”

听了这句话,老师无法反对了,只得说:“那可以,那可以!”

我和李淑君心中暗喜,老师既不能反对,也还得加入我们研究何处是较合适的地方,结论当然是佛光山大悲殿较好了。

只不过,如何去向星云大师商量借用呢?我于是自告奋勇担任商洽借用的工作,其实早就同星云大师说好了。

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?原因是老师并不愿意打禅七,而不愿意打禅七则有两个原因:

其一是很少遇到青出于蓝的后学,以激发老师的教育火花,试想对着一群智慧平平,只会点头称是的学生,当老师的才能学养怎么施展呢?尤其是禅宗的老师,教化天机活泼的禅宗,更加如此。南老师喜欢别人向他挑战,才有迸出大智慧火花的机会。

其二是老师常说的,彻悟并不是非经禅七锻炼不可;抱本参禅一样有人悟道。现在的社会大众,多数连做人做事的基本还没有达到,何能期待他们超凡入圣?不如脚踏实地的先从修身齐家、培养人格道德开始磨练。

因为老师不愿意打禅七,所以希望参加禅七训练的人,不免千方百计想些法门,以便把老师拖进来。虽然我们都是些智慧平平的普通禅宗向往者,但经过了禅七训练,都自觉智慧提升,定力略强,故而每逢年底到来,大家都在期期盼望着能有机会参加。

后来事情发展下去,仍然要请求老师拿起香板。所以说,这次是用了些小计谋,与李淑君一吹一打,外加利用了老师的慈悲心,才促成了佛光山的禅七。

 

打嘴巴公案

这次禅七的行动真够庞大的,台北参加的人们坐了八小时的火车才到高雄,再乘汽车半小时到佛光山。陆续前往共有五十多人。另外是佛光山的出家人约五十人,合起来一共一百人。

佛光山的弟子学生们,展现了十二万分的热忱,协助来办这件事。

陶蕾特地从美国赶来参加。这次的经验,使她回到美国的大学扬眉吐气了。只不过,她并没有挨着香板,她知道了香板真用来打人,只是日本禅师的花样。

学密宗的钟先生也来参加了。猜想为了他的原故,老师在七天之中谈到了许多密宗的学理、修持法门及密宗的特点。许多对藏密有兴趣的,那次也收获颇丰。可惜的是,后来在整理出版《习禅录影》时,后半部的录音带毁损了,无法记录下来。

在这七天之中,负责禅堂秩序并喊口令的,仍是林中治,写黑板的仍是李淑君。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禅七,其中有个年轻的男生。特别要提一下。

这个人坐在右边第一排,右半边全部坐的是男性,左半边全部是女性,我坐在左边,也是第一排。

老师则坐在对面中间的座位上。

第三天的时候,那一堂老师正在讲话,看见林中治走到老师面前,轻声的说,那个第一排坐着的男生,全身紧绷,两眼发直,好像出了问题。因为我也坐在第一排,所以听见了这些话。

老师听了,就向那人看了一眼,仍继续说下去。这时大家都注意到了,纷纷望眼过去。老师又说了一两分钟的话,才告一段落,就起身走到那人旁边。

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摇摇他,与他说话,或叫他放松等等。

岂知老师走过去,二话不说,就左右开弓,打了他两个嘴巴,然后说:“起来活动活动!”

林中治把他拉起来,他好像已被打醒了。

老师若无其事的又回到座位上,继续对大家讲话。可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刹那,却在大家心中震荡不已……这也许就是禅宗棒喝法门的一种吧!

怪不得古人说“大唐国内无禅师”,唐代禅宗大德辈出,是禅宗最盛的时代,可是却说没有禅师,可见一个够格的禅师多么难找。那不是只通学理就行的,是要能应对各种情况才算。故而不是真正彻悟的人,如何能担当禅宗的大师呢?

 

新书出版

这时期的东西精华协会在忙什么呢?

自从搬到这个地方以来,经常来帮忙的年轻人增多了,古国治大学毕业后,服了两年的兵役,七五年下半年就回来了。另有陆健龄、赖芳如及陈美龄,李蔚亮等,也经常在办公室帮忙。

赖芳如毕业于文化大学,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,下班回来,住在三楼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房子中。记得还有一位冯道元先生,从左营来台北,也帮忙了一段时间。经常坐镇的仍是李淑君。

《论语别裁》在前一年(七五)四月一日,于“青年战士报”连载,那时还是以“论语新义”的标题刊登的。《论语》讲了几千年,但这次是用时代的角度, 白话的表达,加以经史合参的空前方式,所以受到很大的欢迎,报纸的订户因而大增。许多人剪贴成册,并转告亲友,闫修篆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剪报。

当时所刊载的,是蔡策先生记录的初稿。由于受到广泛欢迎,造成了非出版不可的形势,也是料所未及的。

到了九月,南老师所讲“历史的经验”暂告一段落,即开始整理编辑“论语新义”,经过了八个月的时间,才以《论语别裁》的书名出版。

与此同时,也开始整理《习禅录影》,这本书中两篇“古记”的记录,是古国治根据录音带整理的。“芳记”是巫文芳的记录,“长记”则是韩长沂所整理,其余“谈记”“遨记”及“集记”,因时间较早,当时系以油印手抄所记录,已不能确知是何人手笔了。

这两本书都在一九七六年春季出版。同年再版的书籍尚有《禅宗丛林制度》、《楞伽大义今释》及第三版的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。

在这个期间,南老师仍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或教学。记得一九七五年秋季,曾到台中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多次讲授“隋唐五代文化思想史”。又在国民党中央 大陆工作会讲“革命哲学”。一九七六年七月,开始在“青年战士报”讲《孟子》,一直讲到十二月,才把孟子见梁惠王讲完。《孟子旁通》一书就是根据那次所 讲,由蔡策先生记录,后来再整理出版的。

另外要特别一提的有两件事,其一是,一九七六年三月,中国广播公司邀请老师讲《易经》;其二是四月开始,假“青年战士报”大厅,开了一门“唯识研究”的课。

 

不见面的吐丝人

先说“中国广播公司”邀请南老师前往,每周一次,为他们的员工讲授《易经》的事。

到了六月二十四日,已经讲了十几次,尚未讲完。那天南老师到了中广,听到一个刚发布的消息,“中广”董事长换人了。新任董事长是蒋孝武,也就是蒋经国先生的次子。

这个消息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关系,但南老师心中却有了特别的反应。在讲演结束时,老师立刻对听众宣布,因有事要出远门,暂时请假,待回来再来继续讲课。

那段时间,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,未能经常到南老师办公室去,对“中广”《易经》课叫停,并不知悉。直到有一天,一位在“中广”工作的亲戚,打电话来提到这件事,说发现南老师仍在台湾,不知何时能再来“中广”继续给他们讲《易经》。

岂知南老师说:“这事不便明讲,暂时不会再去讲课了。内幕就是因为新董事长换了蒋经国的儿子。”老师后来告诉我其中的道理。他说:

“假如有一天,这位新来的蒋董事长,也来听《易经》的课,下了课又客气的打招呼。再有那么一天,说是经国先生邀请茶叙,请问能拒绝吗?如果拒绝了, 使人家难堪,还说我们不识抬举;如果接受了邀请,见了面,人家拜托你为他或为政府说些什么话,写一篇什么文章,你能拒绝吗?真拒绝了,人家有办法对付你, 不拒绝的话,从此变成“御用”文人,学术自由没有了,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。”

说到这里,连带要提一件类似的事。有一个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,常受邀来台指导科学计划的推动。那个年代,台湾科技很落后,这些科学家们只能短期前来协助,如果长期在台,就与国外先进科技脱节了,所以大都不肯长期留在台湾工作。

但是蒋经国先生对科技发展是有先见之明的。他急需一位在台领导科技发展的专家,在台推动这项工作。

那一次,这位科学家又应邀暑假来台,说明是短期协助。但当他步出飞机时,忽然看到蒋经国先生在下面恭候。这位科学家心中一惊,知道自己走不成了。他真的留下来了,他对科技发展实有贡献,只是牺牲了个人的选择。

其实,对科学家来说,除了牺牲个人的选择外,不会牺牲科学,所以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
甚至,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,也没有什么关系,因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多半是曲籍、文章。就以钱穆先生来说吧,他走着学术的路线,蒋介石及蒋经国先生对他始终甚为恭敬,并没有要求他说什么,做什么。

但是南老师却不同,他自己曾说并非学者,他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,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,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,在社会上使人们落实于生活,达到知 行合一。每个人如都能修养自己。社会的个体分子优秀了,才可能使品格提升。人的品格高了,才会有较理想的社会,人们才能有比较美满的生活。

这种想法与教化,是不能因人而丧失其客观性的,所以,在“东西精华协会”的宗旨中,早已说明不涉入任何政治;换言之,也不可被政治所左右。

南老师常开玩笑似的说,自己办了一个“东西精华协会”,是好玩的,不与任何人合作,以免因意见不合或方式不同而造成不愉快。人与人合作是很困难的,如果是做生意,合作不成顶多是赔钱了事。但文化却完全不同,决不能轻率马虎,更不能成为工具,丧失原则。

南老师不但自认不是学者,许多学者也觉得如此。虽然许多学者承认南老师读过的书比他们还多。说南老师不是学者的原因,是他不太计较学术上的微末细节。

举例来说吧,他常引用错误,在讲演的时候,引用《红楼梦》里的一首诗,他会说成《西厢记》,还不止一次的错引。这对学院派的人来说,是颇为严重的,但南老师注重的是诗本身的意义,至于究竟出在《红楼梦》或《西厢记》,并不是重点。

有人说,以蚕吐丝比喻南老师最为恰当。蚕吃了桑叶,却吐出丝来,可以织成料子,做衣保暖。如果没有蚕的贡献,桑叶永远是桑叶,顶多是中药里的一味。

南老师把他读过的书,学来的各种学术,融化而变成一种教化,使它实用于社会人群,岂不就像蚕吃桑叶而吐丝吗?至于说哪一段丝是哪一片桑叶所变,也就用不着研究了。

说这个比喻的一些人,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,他们借这个比喻,骂那些半瓶醋的老师们,说他们好为人师,急于去说法度人,实际上桑叶还没有变成丝,所以虽当了老师,吐出来的不是丝,而是绿水。其实能吐绿水也算不错了,有的还是吃了桑叶吐桑渣呢!

这也是一些人的笑谈而已,录此供大家一笑。

 

唯识 熊十力 牟宗三

其次再说“唯识研究”这桩事。

南老师讲《论语》,讲《孟子》,讲《易经》,讲《金刚经》,讲《楞严经》等等,都是“讲解”或“讲述”,但是每当讲到唯识,他必定用“研究”二字,而不是“讲解”。

后来我觉察到这个不同,曾向南老师请教,可能是我程度太差的原故,他没有细说。但我以后却特别留意有关唯识的问题。

中国的唯识学,是唐代玄奘法师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的译作。《成唯识论》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,对人类意识有深入的根本探究,但却深奥难懂。

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佛学界,以及寺院的学者中。一方面因为这是玄奘留学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,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佛教制度严格,寺院中的出家人,许多都是通达儒、道的学者,他们本身学术水平就很高。

唯识学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,是始自于熊十力先生。他研究了唯识,并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。他也著了一部《新唯识论》,对唯识论有所批评。如果不是重视唯识,当然也就不会去研究批评了。

熊十力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。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说:自从明朝结束,乾嘉学问(派)形成后,中国的学统就断了。清朝以来,全部的 学问都没有了,只剩下“说文”“尔雅”。“说文”“尔雅”能代表什么呢?能代表科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哲学吗?都不能。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借什么来应付 环境,应付挑战呢?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,恢复这中国老传统、大汉声光、汉家威仪的,是熊先生;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,是熊先生 的功劳。

牟宗三先生是熊氏入室弟子,在台港的几十年中,对文化思想的贡献,有目共睹,为大师级的人物。他个性爽朗直捷,作风坦率而有原则。抗战时期,梁漱溟先生提供他每月30元,资助他研究,而被他拒绝了,因为梁氏有附带条件之故。可见他不为金钱或权势牺牲学术原则的风格。

尤为难得的是,他深解老师熊氏的特点与不同凡响处,但并不否认熊氏在学术上也有可争议之处。不像有些门人弟子的人,把自己老师捧得比圣人还圣人,有些人还搞些造神运动,把自己的老师比做神佛之类,而使他们的老师蒙羞。这是题外闲话。

牟先生在师大任教的时期,我家住在师大对面的丽水街。因为每天下班懒于举炊,就参加了师大教职员的伙食团,与牟先生同桌用餐颇久(记得是一九五四年)。

那时牟先生与张平堂,都住在师大第六宿舍楼上的单身宿舍(现在的师大美术系的地方)。师大美术系教授朱德群、马白水、赵春翔三人,则有家眷,都住在一楼,各有一大间。赵春翔是我的姐夫,张平堂又是远亲,那时我又常在师大打网球,所以经常到第六宿舍去。

牟宗三、赵春翔及张平堂三人,都爱下象棋,还时常连下通宵,黎明棋局结束,输家请客吃豆浆油条。

我常在访张平堂时,碰见他与牟先生对弈。可能因为牟先生的影响,张平堂虽是体育系教育,对哲学书籍也产生了兴趣,涉猎颇多。

牟先生后来赴香港大学任教,多年后退休再回台湾任讲座,每逢他有公开讲演时,我一定不会错过。

言归正传,牟先生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所写的《新唯识论》,分成两部分,已出版的一部是“境论”,另有一部是“量论”熊氏始终没有写出来。牟宗三先生曾说自己“或可以写出来”,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写出来。

熊、牟二位都没有写出来,究竟是什么原因?不得而知。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,那就是他们治学的态度严谨,不肯轻率下笔。

以熊氏学养之深厚,曾说:“当今之世,讲先秦诸子,只有我熊某能讲,其余都是胡说八道。”他自信如此,自负如此,但他的重要著作《新唯识论》,却受到不少负面批评。也许为此之故,促使他更有所深入思考,故而始终未写“量论”。

学养了不起如熊氏,对唯识尚且如此慎重,不肯轻易从事,这更说明了唯识学之不易。所以南老师对唯识只用“研究”二字,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。

不过,牟宗三虽未写“量论”,但在他后来的著作《认识心之批判》及《现象与物自身》中,一般认为,有所论述。

近几十年来,西方心理学家发现,一般认为意识层次的深处有一个“自我”(Ego),并不一定是意识的底层,似乎还有更深的意识层面,所以有些学者的研究的方向,也伸入唯识论。

依照唯识法相宗的说法,意识不是纯用思想逻辑所能解说的,要自身修证功夫到了,才能真正了解,否则只是名辞的依文解义而已。

无论如何,这些都说明了“唯识”这门学问的深奥,轻率讲述,恐有蚕吃桑叶而吐绿水之嫌,甚至有误导他人之流弊。

 

老古出版社成立

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,南老师开始闭关了,预计是两年。

这次的闭关,找不到三十多年前四川峨嵋山上那样的环境;那样的环境遍寻台湾也是找不到的。记得刚来台湾时,假日出外游山玩水,发现台湾山高庙小的特 点。走了许多山路气喘如牛,到了山顶大失所望,原来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。台北木栅的仙公庙(供奉吕纯阳的道场),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后来社会富裕,捐钱的人 多了,才渐渐修建得颇具规模。

所以南老师想闭关,找不到清静的地方,只能采取“隐于市”的方式,就在自己住的二楼闭个方便关罢。

在南老师闭关之前,就准备由古国治接下这个摊子。以前的书,并不是自己出版,因为那时法令规定,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,所以势必要成立一个出版社才行。

古国治在银行抵押了他仅有的一间小房子(养母遗留给他的)。用这笔款项,接收了整批的书籍和应付帐款,担起了这个担子。后来老师出关,古国治结婚离去,老师才归还给他。

因为古国治承担了一切业务,当他登记出版社时,老师说:“就用你的姓,登记为“老古”出版社吧!”五月得到批准后,古国治就正式成为老古出版社的负责人了。而东西精华协会的事务,也是由他及李淑君二人联络推动。

这时《人文世界》杂志曾停刊半年,到了九月才重新复刊。

老古出版社在这一年中,出版了《新旧的一代》及再版《禅话》。这两本书都曾在《人文世界》连载。《维摩精舍丛书》也在这年再版,另外还印行了一些赠送的书,如《菜根谭》等。

十月十六日,按照政府的规定,“东西精华协会”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,改选理监事,由协会秘书长杨德祥主持。大会的来宾除了刘修如先生及吴景康先生外,还有“救国团”台北区总干事史济锽,他是史济洋的弟弟。

说到史家姐弟,又牵扯到一些文化上的问题,顺便一提。

因为在莲云禅苑时,史济洋借住在三楼。在学校教书,下课回来也在会里帮忙,她对人和蔼热心,大家都称她为“史菩萨”。

有一次,南老师听说她的父亲是史久光先生,就鼓励她姐弟,整理老先生的著述和遗墨出版。因为史老与蒋百里与杨杰都是日本士官四期毕业,三人都是民国初年的兵学家。

史氏早年曾习儒学,中华文化底子深厚,军事学业之后,又曾赴德国研究哲学,故为文武全才的军事哲学家。

因史氏遗墨多为行划,后由孙毓芹帮忙辨认,完成初步工作。印制出版时尚有以往袍泽张国英将军(曾任“国防部副部长”)、郝伯村将军(曾任“参谋总长”、“行政院长”)等捐资促成。这虽是题外的一章,也表明了南老师对文化的关注,有时真是无微不至。

东西精华协会自成立以来,对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,也是经常参与。其中包括送救济衣物到偏远地区的小学,像乌来、石门、大湖以及各地民众服务处等。也参加赈灾捐款给紧急受难的人们或社会团体,以及育幼院等,并捐赠医药给受刑人等等。

另有一项长期在做的,是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。既是贫困学生,他们忙于兼职解决经济问题,功课是不易优异的,所以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。

在这众多的公益项目中,出钱又出力的,是陈又夫先生。

另有一位焦金堂先生,大陆工作会的副主任,他是听讲《论语》时与老师结的缘。他从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,在协会设立了焦氏报恩奖学金,每年春秋两季, 定期发放,最初是每年两万元,资助三四个学生,以后又逐渐增加。当时这个数目很够学生用了。焦氏助学金也资助了几个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学生。

除了经常性的助学金以外,也还有人提供不定期助学金,视情况而定。慷慨解囊的也有程沧波、汤宜庄、闫修篆、林苍生等先生。

颇为感人的是,有两个学生,接受助学金完成学业后,投入了工作,领到薪水后,也来提供助学金,帮助其他的学生。

举凡这些公益活动,在南老师的领导下,都是默默的在进行。有些设立奖助学金的人,隐去姓名,做了就算了,记事册上只有“张氏助学金”等字样。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。

另有老师早期的学生沈翰初,英年早逝,却遗交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,由陈行夫先生转来。二十多年前的五十万元,还真是笔大数目呢。

 

阴阳五行

南老师闭关后,这年的九月,我前往美国去了。从洛杉矶开始,一路行去,在East Lansing陶蕾家住了一周。

这时陶蕾仍在伊利诺州大学博士班进修,住在她家的时候,看到了一本书,是哥伦比亚大学编印的东方文化教科书。信手翻去,看到一章是介绍阴阳五行的。因为我曾在阴阳五行这门杂学上花过一些时间,不免就要看看美国人是如何解释的。

岂知仔细一看,大吃一惊,因为连最基本的东西都错了。举例来说,十天干的五行属性,排错了,以致庚辛本来是金,在这本书上变成了木,诸如此类。再看 编这本书的人,名字有许多是中国人。如果是美国人编的,错了也难怪,既然有中国人在编辑群中,为什么会错呢?陶蕾说得妙,她说在美国的中国学者,都是儒 家、哲学、历史这一类的,对于道家这一套,他们可能也不懂。我好奇地问她,当初你选这门课时,教授讲到这里时,如何讲解呀?

陶蕾说:“教授不讲,叫我们回家自己研究。”

中华文化实在浩翰渊博,连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清楚,也就难怪外人了。

后来陶蕾建议我,写封信去哥大纠正,他们一定很感激你的。我原本也想这样做,后来想,多数中国人都不懂,何必苛求他人呢,也就懒得管闲事了。

冬天的几个月我住在纽约,那时吴爽熹已经从法国到了纽约,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。巧的是,周勋男也在一年前到美国攻读心理学硕士。他是在印地安那州的博尔大学,因是寒假期间,也到纽约来了。

另有一位钟绍桢先生,是朱文光的朋友。他在纽约工作多年,熟悉环境,就约了我和吴爽熹、周勋男四个人一同,由他开车,前往纽约市北边的一个大乘寺游玩,顺路又去日本禅师所主持的一个禅院参观。

这位日本禅师的太太是美国人,当初也是他的弟子。我们到的时候,禅师下山去了还没有回来,有人带领我们各处参观。这个禅院在山上,没有中国寺庙的热闹气氛,而有一种修道院的感觉。日式木造房屋,座垫是黑色,当然到处是日本的设计,却很恬静淡雅。

日本这个民族,很会吸取他人的文化精华。有人认为日本的茶道、剑道,甚至禅道,都将一些禅宗的高尚韵味渗入了生活中,也算是发扬得好的一面。不像中国的,越来越俗气。至于说禅的最高处,则就不必深究了。

我们去的那天,雪深半尺,虽已放晴,路滑难走。下山时碰见禅师上山,两车交会时,还纠缠了一阵子。

 

美国的禅宗

看到了美国的日本禅院,顺便也说一些那年我所看到的美国禅宗大致状况。

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卡普乐(Philip Kapleau)和他的著作《禅门三柱》(The Three Pillars Of Zen)。

卡普乐本是“纽约时报”的资深记者,二次大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盛事—纽伦堡大审,他是被派往采访的记者。

残酷的战争和史无前例的战犯大审,常会激发人类对生命的另类思考。卡普乐后来放弃了记者生涯,前往日本追求禅宗对生命的悟境。他在日本的十二年中,追随过三位大禅师,后来编写成这本《禅门三柱》,“三柱”就是三个禅师的意思。

这本书是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出版的,造成不少的轰动,认为在西方哲学领域中,是一种突破。许多大学哲学及心理学系。多指定《禅门三柱》为参考书。后来我的一个晚辈在美国大学修心理学,特别多买了一本书寄给我。

在这本书出版之前,由于铃木所著有关禅宗的英文书籍掀起的旋风,就有不少禅宗爱好者,陆续在美国英国出版了一些英文书籍。其中有些是翻译中国禅宗祖 师语录,如John  Blofeld把黄檗禅师及大珠慧海的语录译成英文;陆宽昱(Charles Luk)则翻译了虚云老和尚的禅七开示和《楞严经》。

陆宽昱是中国人,生于一八九八,他是虚云的弟子,六十岁才开始翻译工作的。他虽是中国人,但他的英文译本甚受肯定。

其他有关禅宗的著作也很多,或把公案机锋翻译成英文,或自我心得等,都仍限于学术研究的范畴。

惟有卡普乐,是第一个在日本修学十二年的美国人,真正实际磨练而将大师们的经验与心得编成了《禅门三柱》。

这本书的价值如何,在此不作评论。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,这与一个西方人十二年修学的感觉和见解有关。他的这本书激荡了西方的哲学思想界,开启了另一扇生命科学的探究之门。

正在这个时候,美国社会兴起了“嬉皮”运动。嬉皮们由不愿从军打仗而反越战。接着由反越战发展为反传统,要求言论自由(Free Speech  Movement)简称为FSM。后来言论(Speech)的S又解释成性(Sex),变成争取性行为的自由了。

这些嬉皮们,自由的放荡,自由的服用迷幻药、大麻等,他们漫无标准的追求自由。听说参禅打坐是自由解放,但见山坡边,草坪上,一群年轻人,低眉闭眼 的盘腿散乱的坐着,一时蔚为风尚。这些年轻人否定了传统,但又不知道前途,于是就寻找一些以往不知道的东西,有些人则来到台湾。

记得在莲云禅苑四楼的时候,常有些美国年轻人来找。有一次,刚好我在那里,临时充当翻译。那个来访的美国青年说要学禅宗,南老师回答他的问题,却直截了当的问他:“你是不是服用迷幻药?”

他说以前曾有,南老师又说:“你如果不立刻戒掉,会死得很快!”

南老师开门见山,不假辞色的说法,使我感觉很难堪,但也只好照实翻译。那美国青年听了以后,表情木然,我心中反而很觉沉痛。

他走后,老师说:“看他的眼神,已经一半精神错乱了,是时代的人渣,真够可怜。”

嬉皮争取的性行为自由,直接被色情行业发展了起来。色情媒体泛滥成灾,影响所及,不仅是美国自己,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,均蒙受影响,而且愈演愈烈。

卡普乐及另外许多日本禅师们,在美国各有自己的基地,定期举行禅七修持。参加禅七的人不算太多,因为美国人忙着赚钱,能够抽空参加一次就不错了。

 

如何修证佛法

冬去春来,一九七八年三月初,接到台北古国治的消息,说南老师闭关已满一年,在三月二十一日,要抽时间开课了。

我立刻电话陶蕾,她听说这个课,也决定要来参加,就到学校向指导教授请假三个月,并要学校承认这门南老师课程的学分。

她的教授说,南某人是有名气的,他们已经听说过,只是南某人的著作,既未附有参考资料,又无注解,不能算是学术著作,所以他开的课,我们也不便承认学分。

陶蕾听了不服气,就对教授说,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学问家,他们的著作都是没有参考资料或注释的,只有后来研究他们学问的,才会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参考资料。南老师已融汇贯通一切。成为他自己的发明,何需附上参考别人的资料呢?

那个教授也算开明,接受了陶蕾的说法,答应她去台北上南老师的课,并且承认算作三个学分。

这桩事证明了美国学院的教授们,仍是开明的,不是墨守陈规,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。

但这件事却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:要在南老师的著作中添上参考资料和注解,并不是一桩困难的事啊!也就是这个想法,促成了几年后翻译《习禅录影》中的一篇,此是后话。

三月中旬,我从纽约飞往旧金山。陶蕾已先我一日到达。我俩结伴同行,一起回到了台湾,赶上南老师开的课。

南老师这次的课程,题目是“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”,每周二及周五的晚上八时至十时,上课各两小时,地点是台北佛光别院,一共讲了三个月。不过尚未讲完,因为南老师临时有其他想法,所以暂停了。

顾名思义,这是佛法显教密教的修行方法及程序,对学佛及修证的人,关系相当重要。因为讲课大厅很大,参加听讲的人很多,用了两个黑板,分置两边,由李淑君及古国治各写一个。

每当南老师为学生讲课时,总要同学们记笔记。这次的听众中,有不少出家人,也有几个外国学生。记笔记是人人在记,但许多记不完整,不好意思交给南老师审阅。有些人怕给老师增加麻烦,也不交出来。至于像我这一类的旁听生,人数也不少,笔记只有记给自己看了。

在众多认真的听众中,赖芳如的记录比较详细,后来不少同学借她的笔记去抄。她也是少数交笔记给老师的人。十年以后,要整理这次讲课的记录时,赖芳如的笔记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,后来整理好出版,就是《如何修证佛法》这本书。

赖芳如学佛认真,第二年的春天,她就剃度出家了,法名“禅定”,目前她在加拿大有个小道场。

这一年,有好几个外国学生来求学。其中一位比利时的李文(Levens),除在政治大学研究所上课外,特别在南老师的指导下,研究“心性之学”。后来他将《马祖语录》译成荷兰文出版(比利时用法语及荷兰语两种语文),获硕士学位。

 

台北的监狱

这时的蔡策先生,却因被人连累而去坐牢了。

蔡老是个文化人,与人合伙做生意没有防人之心,结果被人用他的图章开出支票不能兑现。台湾那时的票据法律,开空头支票是刑事,要坐牢的,而且一票一罪,连续累加,十分严重。他就这样冤枉的进了牢房。

其实也是南老师劝说他去服刑的,一方面了结了这桩事,另一方面就借此在牢里读书好了。

蔡老坐了一年牢出来后,反倒气色明亮,原本瘦瘦干干的一个人,变得丰润了。那个样子不但不像从牢里出来,反而像是度了一个快乐的长假,精神饱满的回来了,大家都啧啧称奇。

据蔡老说,他内心平静无怨,每日念诵《金刚经》,无烦恼,读书为乐,这也证明了“万法唯心”的力量。

因为父亲病重,周勋男在夏天从美国回到了台湾,他并未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,自己又得了肝病,幸亏吃了一年中药才告痊愈。

那时蔡老仍在牢里,因为周勋男在美国学心理学,南老师就嘱咐他到台北监狱,给受刑人上课,作心理辅导,也就是贡献社会。他每周日前往义务讲课,一连讲了一年,听讲的有三千多人。

有些年轻人问南老师,监牢中的犯人,犯了法,作了坏事,坐牢是罪有应得,不值得同情怜恤,为什么还要去帮助他们呢?

南老师说,做坏事犯了法的人,是最愚蠢的人,蠢到不知道犯法要坐牢,他们可怜之处是他们的愚蠢。他们也许是生来愚蠢,也许是环境造成而堕落,不像正常人那么幸运,岂不是很令人同情吗?这并不是说他做坏事是对的。

如果能够影响他们改过向善,社会上就多了一个好人,少了一个坏人,所以要帮助他们脱离罪恶,好好做人。更何况,牢里也有很多冤枉的人啊!蔡老不就是一个吗?当然也要怪他自己粗心大意,太相信人,才招致这无妄之灾。

到监牢去讲课的,还有叶曼女士,连讲三个月。另有其他几个,属于一次性的。台湾这类的心理辅导公益团体很多,宗教团体也多有从事这种活动的。只是社 会开放了,人们的自由也多了,许多人对自由的定义不清楚,所以犯罪的比率愈来愈高。虽然辅导及教化的团体也在增加,但似乎永远也赶不上犯罪人口的增加速 度,监狱也人满为患了。

于是人们又都回头再讨论教育问题,学校教育,家庭教育,社会教育,又似乎到处千疮百孔。

古人说“百年树人”,按照目前科技发达,人文道德落后的状况看来,百年也怕树不了人!

 

般舟三昧 唐伯虎与白骨禅

在南老师闭关的两年中,除了曾讲“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”之外,还有两件事,也要述说一番。

先是首愚(原名从智)法师在高雄闭关的事。他也曾参加那次佛光山南老师主持的禅七,是一个热心修行的出家人。

由于十分努力,他就在佛光山闭关修行。他在关中修的法门是“般舟三昧”,听说这是佛法修行中的一副重药,当然也是快速悟道的法门。

据说修这个法门的行者,在关房中既不能打坐也不能睡觉,只以用手臂挽着吊在大梁上的一条绳子上,无休无止的顺着圆圈行走。累极了就停下来站一会儿,吃饭喝水也是站着,直到把身体累到将死未死的时候,一切念头都没有了,然后可能豁然而悟。

首愚法师闭关修这个般舟三昧,产生了问题,就托护关的人(大约是送饭来的人)代他请教星云大师。大师知道从智师是认真修行的,也就很认真慈悲的说,自己没有修过这个法门,建议他向南老师请教。

南老师得到消息后,立刻南下高雄,到闭关的地方,告诉从智,不能再修这个法门了,再修下去可能出大问题。因为修这个法门的人,要比较年轻,身体又要十分健硕,才经得起这种锻炼。而从智师那时已没有那么年轻了,身体是受不了的。

过了一些时候,从智师与其他几个专门致力修证的出家人,表达来台北的意愿。南老师说,修行在哪里都一样,不一定要来台北,再三劝阻。他们觉得能靠近南老师,有问题方便请教,于是组成了“大乘学舍”,设在距离东西精华协会不远的地方。

由于这几个出家人的关系,又引出了另一件事,就是南老师在关房中给他们讲《禅秘要法》的事。

这几个出家人既在台北,有一天就问南老师。什么是修行容易证果的法门。南老师写了一句唐伯虎的诗:“公案三生白骨禅”。

唐寅这首诗如下:

怅怅莫怪少时年 百丈游丝易惹牵

何岁逢春不惆怅 何处逢情不可怜

杜曲梨花杯上雪 灞陵芳草梦中烟

前程两袖黄金泪 公案三生白骨禅

老后思量应不悔 衲衣持钵院门前

唐伯虎有没有修过白骨观,不得而知。但他知道有一个白骨观的法门,也不简单了,证明这是一个有名的法门。南老师借着这句话,就讲了这个白骨观的法门,也就是《禅秘要法》。不过据老师后来说,白骨观有三十多观,这次只讲了十多观。

这是专门对修法的人所讲的,当时听众也只有十来个人,我并未参加,只是后来听了录音带。八、九年后,才整理了这次的讲记出版,书名为《禅观正脉研究》。

说到白骨观,使人想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。那时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,掌握一切实际大权,国府主席则是一个高权不重的职务。

林森主席一生未婚,听说出差时,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手提箱,不管走到何处都自己提着。等到夜深人静,打开小箱子,拿出人骷骼拼装起来,原来他是修白骨观的。

这只是传说,可能因为林森主席一生未婚,个性作风都很恬淡,不计较名利,又很洁身自爱之故,再加上人们看见他自己常常提着一个小手提箱,便使人联想成为白骨观的修持者了。

 

被法国人难倒了

记得在南老师闭关之前,吴爽熹还没有到法国去的时候,有一天,接到通知,要我们到协会办公室去,因为有一个外国学者要来拜访。

我和阿熹都按时到达,原来是一个法国的文化官员来访,陪同前来的是曾任南非大使的汪公纪先生。

因年代久远,我们都记不得这位访客的名字了。他是中华文化的爱好者,据说还会中国的书法呢。

他的来访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至今难忘。而最令人难忘的,是他的谈话,使人哭笑不得,不知如何应对。

这位法国文化官,对中国的书法、绘画、哲学,都颇热衷,是有学养有文化的知名人物。

他说:曾到日本参观不少禅院,留有印象,深知禅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,所以又找机会到大陆去参访。现在又来到了台湾,心想总能找到一些禅宗的消 息吧!但是走遍了台湾各地,倒是看到许多“禅寺”、“禅苑”等,只是进去才发现,不过是普通的庙宇罢了,根本不是禅院,里面也没有禅师。不得已,他只好来 找南老师了。

这位法国客人,叙述了他的访禅经过后就问道:

“南先生,台湾到底有没有禅院?有没有禅宗?在什么地方?”

这一个问题,真把南老师给难倒了,怎么回答啊!那时是二十多年前的台湾,事实确实如此,但要怎么说才顾到中国人的文化脸面呢?

我们在旁边的这些听众,也极有兴趣的等着听南老师的回答。眼看着南老师的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,正在寻思如何回答时,这位法国客人忽然又岔出另一个问题,他说:“日本禅宗颇盛,有出名的禅院,也有禅师,既然台湾会被日本统治五十年,想必台湾一定会有些禅宗的痕迹吧?”

幸亏他又问了这第二个问题,南老师就顺势针对这第二问,作了回应,大意是说,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,是殖民地政策,推行的是皇民化教育,并不是培养文化,尤其不会鼓励精致文化如禅宗者,故而普遍只有民俗宗教及寺庙而已。

这位法国客人又说道:“台湾光复已经三十年了,大陆过来的文化和文化人也很多呀!为什么竟然看不到任何禅的踪迹呢?”

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了。南老师也只能“是啊!对啊!”的将就应付着。最后,这法国客人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,这个答案令人哭笑不得,不知如何回应的答 案。他说:“大概你们中国人受了一千多年禅宗的陶冶,自身己与禅宗成为一体,每天的生活都是禅,所以再也用不着另有禅院或禅师禅宗了。”

这句话令人意外又吃惊,不知道是否是他真正的想法。只不过,听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耳朵里,似乎有些讽刺的意味。

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,另有几个美国学生来台湾,找到东西精华协会想要研习中国文化。他们各有专注的题目,但大都对道家较有兴趣。由于他们的中文都在 学习阶段,南老师就嘱我协助他们。我只好当起翻译兼助教的工作,帮忙他们研究《禅与道概论》中“道”的部分,实际上是陪洋人读书而已。

这几个人中,有一位,在台湾停留了三年之久,她是华裔周秀颜小姐。

这位周小姐还学了不少其他科目,颇认真的一项是“鹰爪功”。几年后回到美国,在旧金山的公园每晨练功;有一天,正在练功的时候,突然倒地脑死,情况颇似李小龙之死。有人说,硬功没有练好,会使脑部忽然产生压力问题,导致意外。消息传来,大家震惊不已。

告诉我这个噩耗的,是美国加州大学海外分部的研究生文洁苓(Janis Walker)。她也在差不多时候来台,向校方表达学习禅宗的意愿。学校把她介绍到南老师处去上课,并承认学分。

文洁苓有艺文底子,心理系毕业,会写诗、画画,在旧金山上大学时,也学过一些日本禅学的课。

 

惊变的社会

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,台湾要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。十二月五日,黄信介、许信良、施明德、张俊宏、姚嘉文、林义雄、吕秀莲等人为首的参选者,组 成“党外人士”实质政团,而且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“中外记者会”,宣布其反对国民党的政纲政见。这在一九四九年蒋氏政权迁到台二十九年来,是空前的;在 “戒严”时期,这是公然向权威挑战。当日,就发生了“中山堂事件”,翌日报纸登出,颇为轰动。

竞选活动才进行一周,到了十五日的深夜,忽然消息来了,宋楚瑜把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。凌晨二时,美国驻台使节,由“外交部”钱复次长陪同,前往面见蒋经国,告知美国即将宣布与中共建交的消息。

天亮就是十六日,消息传开了,这个美国与台湾断交的爆炸性消息,震撼了股市,造成股市全面下挫,几乎全部跌停。

随后蒋经国下达紧急处分令,宣布选举延期,竞选活动停止。台湾随即掀起了移民潮,人心惶惶不安。

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,美国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了。

台湾何去何从?本土政治运动变化加速,从言论到行动,接近了暴力边缘,终至引发了这年(一九七九)十二月十日的“高雄事件”。

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,因为是《美丽岛》杂志领导的冲突,人称是二二八以后台湾最大的政治暴动冲突。

这个事件造成异议人士(又称党外)多人入狱,有黄信介、张俊宏、姚嘉文、林义雄、吕秀莲等。高雄事件有八君子之说,其中林义雄(现在的民进党主席),遭遇灭门惨案。当时为黄信介等作辩护律师的,是陈水扁,就是后来一九九三年当选的台湾市长。

在这不安的社会气氛中,方外人士更努力于自身修养。

先是,一九七九年元月十日,美国与台湾断交不久,由从智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同好的出家人,组成了“大乘学舍”。他们为了要方便得到南老师的指导,就安排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。

南老师本来是极不赞成他们离开自己本来的寺院,因为既要修行,三千大千世界,何处不是道场!况且南老师从事的是文化工作,虽然宗教也是文化,到底是其中的一部分,不像宗教人士及出家人那样,是专门在宗教上下功夫的。宗教并不是南老师的唯一关注。

现在看到这几个想认真修证的出家人,既已自行安置,也只有帮助他们了。于是就订定每日课程,要他们遵守努力。

这一年,由于“大乘学舍”的成立,社会环境的不安和动荡,外加香港洗尘大和尚多次来台坚邀南老师,造成老师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。

也因为这些出家人的原故,南老师在东西精华协会所安排的课程,这一年中,就有不少与佛法有关。

首先讲的课是“佛教佛法与中国历史文化”,连讲多次,是要出家为僧的学子们,除了佛教佛法外,还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。宗教离不开历史文化,它不是独立存在的。

到了一月底,正是农历新年假期,就借用了辛亥路救国团的活动中心,举办了一次禅七。大乘学舍的出家人是当然要参加的,另外还有几个美国回来的出家人 参加,比利时的李文及美国的文洁苓也参加了。另外参加的有徐进夫和他新婚的妻子陈玲玲(现任教于国立艺术学院)。闫修篆先生甫自军中退役,并刚出版了他的 易学著作《易经的圆与卦》,他虽与老师相处多年,因工作忙碌,这次才有时间参加。

真善美出版社的宋今人先生及自由出版社的萧天石先生也来了。他们两位在台湾早期,出版了许多道家学术的典籍,很有名气。

另外还有不少辅仁大学上过老师课的年轻人,如曹砺铁等。这次禅七总共有百人之众。因年龄及背景差异性大,故每晚讨论时间,意见表达呈多元化,尤以外籍人士为甚。东西文化思想交流,很耐人寻味。

二月下旬,南老师传授了密宗的“准提法”。密宗传法本是很严格的,没有被认可为合格密宗上师的人,不可以传法。因为南老师曾在西藏学法,并得到唝噶上师的认可,具有传法上师的资格,也有正式的文件。

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课程外,另外所开的课尚有《宗镜录》、《大乘要道密集》(密宗)、《大圆满禅定休息车解》(密宗)、《楞严经》以及《大比丘三千威仪》、“诗学”等。

 

洗尘法师与十方

自从新春之后,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,就连续多次来台湾拜访南老师。一方面想请老师出面担任香港能仁书院的院长,另方面希望同老师合作,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。

有一次,洗尘法师突然带了一位瘦瘦高高的法师来看老师,原来他是台湾的圣严法师

。可能是因为圣严法师具备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的学位,所以为了能仁书院的创立,洗尘法师也找他同来。他们二位原来是请求南老师出任香港能仁书院(大学及 研究所)的院长。因为能仁书院想取得台北“教育部”的认可与帮助,故要在台北立案。而熟悉台北教育界的人告诉洗尘法师,如果能由南老师出面任院长,立案的 事就很容易了。结果,南老师答应出个名;事实上也从未去过香港能仁书院,当时实际的院务都有教唯识论的罗时宪教授负责。

到了五月,洗尘法师第三次前来,协商的结果是,筹办一个“十方书院”,请南老师作教授师,并主导一切。

洗尘法师(一九二0年—一九九三)是东北辽宁人,天台宗倓虚大师的门人。他曾是香港佛教界传奇性人物。一九四九年初到香港,据说穷得夜睡街头。但他 既能刻苦,又有眼光,更具气魄;后来竟成为香港屯门“妙法寺”的创办人。以寺为基础,又陆续创办了“妙法精舍”、“刘云龙中学”、“内明中学”及幼稚园等 事业。

南老师愿意致力于文化工作,佛教虽也是文化的一环,但他不希望局限于宗教方面。所以,在与洗尘法师合作计划中的“十方书院”,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,而是半为佛法半为人文的书院。

 

唯一的第一

既然要办“十方书院”,在什么地方办呢?这时离协会不远的地方(大约百余米的距离),正有一座每层一百坪,共十二层的大楼快要完工了。南老师看了,觉得建筑工程实在,地点又适中。洗尘法师先订购了第十层,作为书院基本场所。南老师也决定买第九层。

虽说决定要买房子了,但是钱从那里来呢?平常上课收入的钱,偶尔有人捐献的钱,都应付开支,以及捐书捐助学金及其他社会福利等,钱只会不够的,不会多余的。

这层房子总价是六百万左右,银行抵押可借贷四百万,自己至少要拿出二百万元。好在二百万不是一口气拿出来,是分期在半年内缴清的。房东洪律师,是台北很有名气的律师,后来也与南老师结成朋友,给予很多方便。

当南老师要向私人借款时,利息出得很高。我还记得,美国银行有抵押的贷款,利息都是百分之十五(年息)左右,私人利息当然较高,没有抵押的信用私人 贷款当然更高。所以南老师能借到的款项,利息也各有不同,视其与南老师的交情而定。有的是熟人,利息稍低,辗转不认识的人,利息有高达百分之三十的,也有 百分之二十,百分之十八的。那时帮忙借款的有行廉姐、张平堂,以及其他人所经手的,很忙了一阵子。到了十一月底,房子已盖好了,缴足钱才完成过户手续。

这是南老师在台湾三十多年的第一所房子,也是最后的一所,也就是唯一的一幢。

这层房屋,在搬进去后,是作为办公室用的,“东西精华协会”、“老古出版社”都集中在这里。南老师居住在八楼,是另租用的一层,他与一鹏住在那里,客厅也时常作为临时小班课室。

南老师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时,将这九楼的房子仍然交付做会址用,托李传洪处理,债务也由李先生一手清偿。

洗尘法师虽然买了十楼作为筹备学院的地方,但仍希望能找到较大的有院子的地方,作为书院的所在。记得我们还陪他到杨梅去看过一处地方,也到淡水去过,但都不合适,最后先用变通办法,租用了这座复青大厦的十一及十二楼,外加楼顶平台加盖屋顶,权且先开始招生了。

 

朋友是什么

有位“立法委员”叫覃勤,湖南人,爱留长胡子,所以外号“覃胡子”,在当时很有一点名气。他创办台中中医学院,但风评并不好,却是南老师的朋友。南老师就是这样,来往的人三教九流,他都不拘。

覃胡子不知犯了什么法,已被判决确定要坐牢。有一天他来找南老师,说自己明天要去坐牢了,特来拜别,并请求帮个忙。南老师大吃一惊,了解详情之后, 表示同意他去坐牢,问他需帮什么忙。他说,自己什么也不在乎,就是爱惜胡子,所以请老师找法院的人说说情,进牢时不要剃去他的漂亮胡子。

这是胡闹的要求,也是很难办到的事。因为监狱法令规定,每个犯人入狱时必须剃净发、须,哪有在牢里还留胡子之理呢!南老师被他纠缠得没办法,只好立 即亲自出马,找台北院的院长。到了那里,包括最高检察长王建今,一班大小法官主管统统在那里。他们见南老师来了,都很客气,欢迎之至。老师说明来意,王建 今就表示为难,并有责怪老师管这种闲事之意,因为覃某为人不佳。

南老师一听此话,勃然变色,把眼睛一瞪,对那班法院大员说:

“朋友是什么?有急难相助才是朋友之道。他既是我的朋友,现在遭难,我当然要帮助他。至于人品如何,是另一回事;犯了什么法,自有法律制裁!”大家听得目瞪口呆。

南老师一吼,也有些影响力,覃胡子坐牢期间,不但可保留胡子,也没剃光头,并住单人房,还有其他优待。

因为南老师这样古道热肠的行事作风,就有许多人背后批评,说他帮忙坏人,善恶不分,或说他不洁身自爱等等,也有人认为他莫名其妙的。

对于一切的指责和批评,南老师不予理会,更不辩驳,仍然照自己的原则行事。有时也会说:“注意啊!我是大魔头!”听到这些话的,也弄不清楚这是不是玩笑,抑或是有其他的含义。

记得几年前,有一次,我在北京听到一些传言:有台湾的某位略有名气的人,到北京时,在某高层人士面前说了一些南老师的闲言闲语。后来我看到南老师时,就提到这件事,岂料南老师却说:“人家要吃饭嘛!我们也要吃饭嘛!”

他一点都不在意什么毁谤呀,谣言呀,闲话呀。他也常说,明白的人自会分辨,不明白的人辩解也不明白,徒费口舌而已。

其实,南老师帮人当然自有分寸,不过分寸何在,当时不易为人所知罢了。例如覃胡子这个人,老师又何尝不知?只是他能创办个中医学院,还是第一个把中 医科学化的人,也不简单。在当时能办成学院(大学)的只有三个人,一是于斌枢机主教办的“辅仁大学”,二是张其昀的“中国文化学院”,第三个就是覃胡子 了。老师应该是看重他这一大贡献,所以才不惜亲自出马去帮他忙的。

 

一流人才何处去

南老师从不鼓励任何人学佛学禅,当然更反对迷信。

听起来有些奇怪,南老师不是常常在讲佛经吗?不是常常都在主持禅七修证吗?为什么说他不鼓励呢?

经过多年的观察,及南老师讲课所透露的讯息,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奧秘。

南老师常说,唐宋时代,一流人才都去学佛学禅宗了;现在的时代呢,他半开玩笑地说:

第一流的人才做生意。

第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学。

第三流的人才搞政治。

第四流的人才从事文化。

第五流的人才去学中华文化。

学中华文化也不成,才学佛。

当然,这是很痛心的话。他也常说,只有两种人可能学佛成功,一种是大智慧的人,另一种是下愚而诚敬的人。

有智慧的人能了解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,以及在宇宙人生中的关键点。而下愚诚敬的人不会三心二意,且能信解受持,坚定不移,而终至成功。

至于一般的人们,说他们没大智慧吧,也聪明伶俐,得失利益计算得很精,三天没有进步没有所获,就觉上当,又要改弦易辙,就这样摇摆不定的浮沉着,度过了一生。

一九七六年春末,有一个从美国来访的天文博士,指名要跟南老师学禅宗。南老师初次见面,听他叙述了一些经历,已在美西日本禅堂学了一些时间了,说完之后,南老师毫不客气的对他说:“你学禅宗只是找一个栖身之所,大概找不到工作,心中苦闷,就躲到禅门里头了……”

刚说到这里,只见他眼泪流下来了。南老师的话虽然太尖锐一些,可能是禅宗的棒喝法门,把他的起心动念,内心深处的弱点打出来,认清事实,不必自欺欺人。

博士到底是有些学养的人,很坦白的承认了这个事实。南老师劝他努力奋斗,工作可以退而求其次,不必坚持博士的标准待遇。因为美国的工作待遇是以学位 分等级的,经济不景气的时候,公司情愿雇用学位较低的人。朱文光博士,在不景气的年头,不出示博士学位,只拿出学士头衔,照样找到工作。

这位天文博士后来也就重回社会去工作了。

这位博士曾在闲谈中,告诉我一些物理界的状况。因为他本来是念物理的,到了博士学位的研究阶段,总有一点不能突破,只好转系。而与物理最接近的就是天文,后来得到了天文博士学位。

他说,社会上敬仰的是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士,当然他们研究得到证实是了不起,但物理界的业内人士,更佩服的是吴健雄女士。吴氏在五十年代已被科学家公认是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;六十年代她的“向量流守恒”定律,更开启了二十年间物理研究的先河。这又是题外的话了。

回头再说南老师不鼓励人学佛这件事。台湾许多大学都有佛学社,爱好学佛的同学们,自己结社共同研究。有些社团也邀请南老师前去讲演。

南老师平时就常说,最看不惯有些佛学社的学生,见人就双手合十,平时动辄垂眉闭目,满口佛话,一脸佛相,全身佛气,没有一个天机活泼的青年样子。学佛首先要学做人,不可装出个惹人讨厌的模样。

如果有人说要学佛,学禅宗,南老师必定说:“你学这个干什么呢?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,划不来,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!”

或者会说:“真正想要学佛,第一步先把人做好,人格好了,才能谈学佛……”

由此可见,南老师讲经说法只有下面几个原因:

一个原因是:那个时代,社会上宗教文化正确见解的不多,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。决不是喜欢宣传任何宗教。

南老师也时常说,他很同情出家人,出家人为了要学佛,要了生死才舍弃了父母家庭,剃度出家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受环境的限制,出家后反而无法学习,只是过着出家的生活而已。所以说很同情他们的处境。现在形势使然,为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课,也是一桩好因缘。

这使我想到一件事,与此类似,从前常开车外出郊游,有一个美国朋友,只要他参加,必定抢着开车。我以为他喜欢驾驶,岂知他说:“最不喜欢开车,抢着开车是因为不放心别人的驾驶罢了。”

许多人的作法,不是喜不喜欢,而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问题。

另一个老师讲经说法的原因是:如果座中有个大智慧的人,在认真修学,希望不辜负了他。

最重要的一个原因,促使南老师常讲禅宗的是:禅宗这一门,一般学者涉入较少,为使其不断层故,不能不加重视。

其实,南老师最鼓励并推崇的,是学习儒家积极入世的脚踏实地作风,先做好一个人,把社会建立好,才是第一重要。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去学仙学道,就是亡国崩溃的开始,史有明鉴,不可不慎。这也是他苦口婆心多年来一贯的教化路线。

近年来,台湾的宗教以及似是而非的宗教,充斥着各地。假借宗教之名行骗的,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规矩的仍占少数。

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,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曾发表专题演讲,指出台湾目前宗教发展乱象频生,连部分正信宗教也有迎合现实及功利化的趋势。他也呼吁知识 分子应扮演“现代儒家”、“新儒家”的角色,在宗教的“认知”功能上发挥作用,创造能使人民信服的终极关怀理念,建立工商社会适用的道德伦理观。李院士此 言,颇受各界的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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