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先生侧记(四)

南怀瑾先生侧记(四)

复青大厦遇老乡——王启宗

一九八0年一月十五日黄道吉日,协会浩浩荡荡的搬迁到新址,信义路二段二七一号“复青大厦”九楼。这幢十二层的大楼,距离原来的地方只有二百公尺。 原来的地方并未停租,仍继续使用,作为缓冲。也幸亏继续租着,老师赴美后就成为“老古文化公司”的办公处了。直到现在,老古公司仍在这个老地方。

复青大厦这幢大楼的所有人,是洪福增律师,这幢大楼之中,除了几层转售给南老师和洗尘法师外,其余是出租的。南老师搬进来以后,租了八楼,洪律师一度又提供十一楼作为借给老师讲课之用。

这时“十方书院”展开了筹备工作,三月开始,老师开了三班课程,周一晚讲“老庄”,周三晚讲“大学中庸”,周五晚讲《金刚经》。

除此之外,又办了禅学中心,所以还有菩萨戒的课程。总之,南老师白天上班忙各种筹备工作,晚上要讲课,整天没有空闲。在我的印象中,他永远在忙,永远很勤劳,自从搬到这个大厦以后,他每晚就寝前,还常常亲自巡视全楼一遍。

台湾的大楼建筑,前面是电梯及楼梯,后面另有安全楼梯,自最上层直通地下室。这些地方常常成为治安及火灾的死角,有的住户也可能加盖成一间房屋,阻碍了通路,日久会产生很多问题。

巡视大楼当然不是老师的职责,但他看到的事就会去做,从不会斤斤计较,实际上,可能是他不放心的关系。另一个原因是,给学生们作一个负责认真示范的表率。

有一天下课后,大家纷纷乘坐电梯,眼看等电梯的人太多了,我们索性就走楼梯下去。走到一半的时候,听到后面的人里,有一个说着道地河南口音的话,并且还是标准的开封调。

我立刻驻足等候,等着认一个同乡。

原来他是王启宗主任,两人谈起来,不但是小同乡,还都是在开封师范附属小学的同学,只是他在枫级,我比他小四班,在虹级。

王启宗那时在育达商职任教务主任,故而大家都称他王主任,他虽然是老师课堂的常听众,但因听讲的人多,只是面熟,并不认识。自从这次相认同乡同学后,来往就多了。

王主任在重庆时代就敬仰南老师了。自从在台湾得知老师的下落,就不分刮风下雨,只要有南老师的课,他一定风雨无阻前来。

王主任爱惜物资的习惯至今依然故我,十几年前他为《怀师》一书撰文时,还是用撕下的日历背面作草稿呢。

初来台湾时,王主任是“接收人员”,权力很大,日本人留下的产业,他只要点收就算完成手续,想入私囊轻而易举。但他什么都没有要,一贯清廉的本色。

台湾有名的育达商职是商业职业学校,当初是由王主任襄助王广亚校长创建的,后来王主任设计联合招生,对教育界是一大创举和贡献。但因此辛劳成疾,变得又黄又瘦,一九八0年初在老师影响下才毅然退休。

退休后老师嘱他先修养身心,于是他与钟居士,章克范先生三人,终日都在十一楼禅堂打坐,过了几个月,才恢复体重,气色也变好了。

 

盗印官司

搬到复青大厦不久,老师一状告到法院,要与人打官司了。

起因是《论语别裁》。这本书出版已经三年了,很受欢迎。听说有一个文化政要,仔细看了三遍,想挑些毛病出来,因为他心中不服气之故。但是似乎没有挑出可以大作文章的地方。

受欢迎的书不免引起盗印。二十年前的台湾,盗印风气颇盛,有“盗印王国”之称,为国际所诟病。既然找到了盗印的公司,老师就毫不客气的提出告诉。

许多人都认为老师慈悲心肠,不会计较被人占便宜的窃盗之事,那是他们不了解老师金刚怒目的一面。老师是遵守法律的人,人既注重教育,就不能鼓励人犯法,不能纵容人窃盗,他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。

另有一个原因,老师是深信因果律的。愚昧(或者自以为聪明)的人干出窃盗的事来,将来会有果报的。所以要提醒这些人,及时回头,使他免于一犯再犯。故而一定要采取法律行动。教育的目的不正是希望人人有守法的精神吗?

法院为了这件案子开庭时,老师是派蔡策代表他去的。在法庭发现被告是一个女孩子,她的名字被人利用,自己都不知道是犯法的行为。教育不够,许多人没有法治观念,说起来真不知道应该由谁负责。

这个案子后来达成和解。盗印的书交给老古,这个倒霉的女孩子也就用不着坐牢了,那真正的黑手当然也就不敢再盗印了。

其实,这并不是第一桩,类似的事以往也发生过,只是盗印者是大学的学生。老师也加以处理,并未姑息。

中国社会上流行一句话,偷书者为“雅贼”,虽说是雅,到底仍归入贼类。因为在古代,有些书是拿钱买不到的,只好用偷了。或者是爱读书又没有钱买,所以去偷。其中总还有些令人同情之处,故而在贼类之中归类入雅流。

现在的盗印却纯粹是牟利行为,是存心偷窃他人的智慧财产,装入自己的私囊。至于盗印者的本身,可能连书的内容都没有看过,只知道这本书销路好,可以赚钱。

最严重的一个现象是,一个人如果偷了别人的钱,或衣物首饰等,被公认为贼,是不道德;但是盗印他人的书或假冒商品赚钱,似乎不会被认成是贼!甚至还会觉得原版太贵,大家买不起,言下之意似乎还有感谢这些盗版者的不法行为似的。

名牌服饰及光碟唱片等,或许有价格差别问题,早年的美国书籍也有这个问题。那时台湾理工科要读的英文原版书都很贵,学生买不起。其实未必是书贵,而 是台湾经济落后,国民年收入太低之故。当时台大附近书店,充斥着盗版的英文教科书,这些书还回流卖到美国。后来台湾与美国达成协议,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可 以带自己用的盗版书,但不可多带。这也算是美国人的博爱精神,同情学生。后来台湾渐渐富起来,也签了国际版权公约,政府整顿盗印就很努力了。既然家中有几 颗米,就不可再当叫化子,以维持国家在国际上的品格。

宵小盗贼干盗印的事,倒也罢了,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干这种事,证明了社会道德的沦丧,国家教育的失败,这可是社会国家的大事。

比起大陆来说,台湾书价太贵,所以南老师才要授权大陆的出版社用简体字出版,目的在方便大陆读者们。如果纯粹为了窃取原著那一点点版税而去盗印,违法乱纪,实在太不值得。如果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这种人,国家的尊严何在?知识分子的脸面又何在?

 

超然洒脱的人——周梦蝶

记得是一九八0年前后,老师迁移到复青大厦没有多久,从南美玻利维亚来了一个学者。

这位先生研究易经多年,也在自己国家教“易学”颇久了。他此次前来台湾,是请南老师给他测试一下,证明他的资格。

他的中文名字叫“达易理”,就是通达《易经》之理的意思。

达易理也是一个自由派画家,在台湾的一段时间,还开了一个画展。因为庞祎也是一个画家,曾多次在台湾及加拿大开画展。这时她也从加拿大侨居地回台,刚好与达易理同时,彼此不免相互文化交流一番。她与画家萧勤(杭州艺专出身)一同来看老师时,巧遇达易理,还一同摄影留念。

庞祎认识老师是周梦蝶引介的,说来也很有趣,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时候。

周梦蝶那时在新诗界已是很受肯定的诗人,庞祎也认识许多诗人,到了台湾,她就去拜访周梦蝶。

两人谈了一会,周梦蝶就说:“你与其跟我谈,不如去请教南老师!”

于是庞祎就来拜访南老师了。

周梦蝶开始跟随老师学佛听讲,是四十年前的事情。那时他刚从军中退役不久。三十年前我看到的他,在老师的课堂中,十分特殊。不论春夏秋冬,他永远穿着一样的衣服,头上戴着绒线帽,听课时双脚一盘,好像老僧入定。他的模样更是特别,瘦骨嶙峋,脑袋特大,两眼有神,两手有力。

有一次我的小女儿保云放学回家说,路上碰见周梦蝶伯伯与她握手:

“周伯伯的手好有力啊!握得我的手好痛!”

这就是周梦蝶!无论与谁握手都热诚有力,毫不虚假。

有一段很长的时间,他摆了一个小书摊在台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店的门口,晚上收摊就在旁边茶叶店里打地铺过夜。他自在逍遥,能耐得各种苦。或者,他根本不以为苦。

每周三的晚饭时光,他就在明星咖啡店的二楼与文友会面;那些仰慕者也按时来找,大家相互交谈,形成一种文艺风。

那时台北的明星咖啡店是从上海迁来的,主持人是一位白俄太太。这些白俄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。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,推翻沙皇,贵族们纷纷流亡国外,很多人经由东北,来到中国各地。

因为白俄生活贵族化,懂吃懂穿,到了国外,很多开起餐馆咖啡店。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,连博士也有开餐馆的,因为中国菜做得好的缘故。

话说这个明星咖啡店,早年在台北颇负盛名。里面的布置、灯光、颜色等,虽然简单,却有浓郁的欧洲风味,有艺文格调。可惜自从这家店结束后,台湾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。(记得白先勇还写过一篇回忆的文章呢!)

现在台湾漂亮的咖啡店虽然很多,但富丽新潮有余,却少有那种简单、优雅、从容的高尚气氛。

简单优雅从容而高尚,谈何容易!从前有人说,英国的皇妹玛格丽特公主,就是穿上牛仔裤,照样贵气十足。

相反的,有人穿着都是名牌,却照样是个土包子。这其中是颇耐人寻味的。这又是题外的闲话。

庞祎告诉老师说,这个周梦蝶,每晚是打地铺睡觉的,连个床都没有。教师立刻派人送了一张行军床给他。没想到,才过几天,就转送了别人,他仍然打地铺。

记得二十多年前,台湾有一个名画家席德进(也是杭州艺专出身),曾为陶蕾、庞祎都画过像。但他特别看中了周梦蝶的头陀形状,也请他当模特儿,画一张油画,十分有名。我曾在席氏的画室见到过这幅作品,画中周梦蝶光头围了一条红围巾,极为生动。

席氏十几年前去世,全部作品被收藏在台中省立美术馆了。这张画像大概也在其中。

几年前,周氏新诗造诣声誉日隆,有研究生以研究周诗为论文题目,得到硕士学位,论文也曾给周梦蝶一份,可是周诗人并没有看。

我问他为什么不看?人家研究你的作品,有所评鉴,你不想知道吗?

周诗人说:“不必看,因为谁也没有我了解我自己!”

多么潇洒超脱的一句话!不理会他人的毁与誉,这一点,他或许已得到了老师的真传。

类似的事还有不少。去年(九八年)有一位林先生要访问十个诗人,并各画一张速写,他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周梦蝶。在访问结束后,林君说速写将制成版画,他会送周梦蝶一张。

周听了只淡淡的说:“你可以不必送我那幅画。”

出乎意外的回答,使林君一时手足无措。

此事我是看到八月二十七日联合报副刊知道的。立刻打电话给周诗人,问他为什么这样回答人家?这样使人难堪?

他说:“要不要那张画都是一样,不要画就不麻烦人家了。”

到了十月十九日,《联合报》载,瑞典皇家学院院士,精通汉学的马悦然到了台湾,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评审委员中的一位。

马氏认为,台湾现代诗的水准并不逊于世界高水准的诗作,只因为缺乏译介,国际上不知道罢了。他更认为,台湾诗人绝对有得诺贝尔奖的实力。

马氏此行为出版《台湾现代诗选》收集诗作,有五十个诗人入选,周梦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。这本诗选,预定两千年春季,在美国、台湾及大陆同步出版,有英译本及繁、简体中文版本。

看来,从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,未来有希望了。

两年前,周梦蝶的诗作获得了台湾首届“国家文艺奖”,那是很高的荣誉。今年的年初,周梦蝶的诗,又入选了台湾文学经典作品。

二月十一日《联合报》副刊的一篇特写,充分道出了他的作风:

面对佳誉 不动如山

“周梦蝶极不喜欢成为聚光焦点。九0年代尾声,首届‘国家文艺奖’的桂冠落下,时年七十七的‘诗僧’,又无可奈何的成为公众人物。

周梦蝶的诗集不多,《孤独国》、《还魂草》两本却令人难忘。而今,前者又入选为‘台湾文学经典’的作品之一。素来对佳誉‘不动如山’的他,面对这项评选结果,自道:区区幼而孤苦伶丁,长而颠沛流离,今且耄而耋矣,而空怀未竟之志,已成不舞之鹤。‘经典’二字教人哭笑不得!

去年,周梦蝶从居住多年的淡水迁居新居,除了持续近几年来,每周三固定到长沙街的‘百福奶品’与文友相聚,日常读经、练字、写诗,‘俯地仰天,卧游坐驰’,在流光飞逝,滚滚尘世,他自在修行。”

其实,不理会别人的毁损,还算不难办到,但对他人的赞誉能不动如山者,恐怕是少之又少了。

许多人说周梦蝶是罗汉的化身,因为他的外形颇似五百罗汉中的一个。他好像常在定中,对人世间的苦乐和毁赞淡然处之,毫不执着。

但是,维摩居士室中天女散下的花朵,却粘在他的身上。

那些粘在他身上的花朵,就是这个罗汉的诗。

也因为他对诗的执着,才有今日的成就。

八行 周梦蝶

黯然消魂者,唯别而已矣。

——江淹

谁画的秋池

谁画的?这秋池上的荒烟

荒烟上的枯荷

枯荷上的冷雨

绝似谁的一弦一柱

在坐立都不知如何是好的今夜

自无量劫前,一挥手

已惊痛到白发

 

十方书院时代

回头再说一九八0年,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及招生,到了九月一日,学院正式开课了。这时只有普通班及高级班,招收的是初中毕业及高中毕业的学生。后来再成立研究班,招收大学毕业的学生。

书院的办公室设在五楼,主持教务的是章克范先生,训导的负责人是王启宗先生,研究班主任为张尚德先生,男学员生活指导为钟德华居士。

罗梅如、文洁苓和我,都担任了教英文的课程。我们采用的教材,不是一般学校的英文课本,而是实用生活化的英文训练,使他们学习一些能应用的英文。

书院的学生中,有一半是出家人。这也是洗尘法师的意愿,给想进修的出家人一个学习的机会。

开学以后,复青大厦总共十二层的大楼中,十方书院及东西精华协会占用了一多半。十一楼是大讲堂,不上课时作为禅堂之用。十楼一半是课室,一半为宿舍。十二楼办公室兼教室,另外还有顶楼,是活动室兼饭堂。

南老师的课程多半安排在晚饭后,因为也是对外公开的。上课时听众竟达两百人之多,复青大厦里里外外,熙来攘往,热闹非凡。

“十方书院”总计办了两年,后来洗尘法师身体欠安,所以第三年即停止招生了。在这两年之中,南老师所讲的课程重要的有:

《庄子》——七个月

《列子》——一年

《成唯识论》——六个月

《维摩诘经》——一年半

《药师经》——两个月

《参同契》——九个月

另外几科佛典的课程,是由显明法师担任。

除了讲课之外,南老师排定书院学员的日常自修、劳动、修定等,十分紧凑严格,更为了健身原故,都要上太极拳的课。老师听说住在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,是陈氏太极的传人,还特别派人把他请来教授大家。

后来,南老师也在顶楼亲自教太极拳,对象是年纪较大的一些军政大员们,如马纪壮先生、刘安祺将军等。因为他们整日忙于公务,没有时间运动,身体都有些毛病。南老师是通中医的,会开药方,常针对各人身体状况,施以汤药,再鼓励太极运动,这些人后来身体都强健起来了。

在参加太极拳活动的人中,最认真的是刘安祺将军,一直持续了许多年。刘是山东籍一级上将,比老师年长十多岁,却一直待南老师以师礼。

书院除了一般文化、历史、哲学及佛学的课程外,还经常邀请特别人士前来讲演,以增广学识及见闻。有一位早年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刘建华将军,曾应邀来讲“东北义勇军与抗战”,内容精彩动人,后来还整理出版。

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李慈雄博士,回台时也应邀来十方讲演“世界经济之趋势”。

记得统一企业的总经理林苍生先生(那时还是副经理),也曾来讲述“企业经营”等。

 

特别班和博士班

说到南老师教太极拳的事,就要谈一谈那个文化研究特别班的事。

十方书院开学之前的三个月光景,记得是六月上旬,有些军方的将领、政要,以及一些企业界的领导人等,组成了一个文化专题研究班,每周四晚上九至十二时,请南老师讲解文化有关的科目。

这桩事的起因是有几个人,自觉忙于工作,疏于进修,希望能充实自己的学养,故而有些提议。既经开始,便有不少人纷纷加入,大多数是负有重任的人士,也有些是退休的人士。

这个班在五楼举办,每周三小时,持续了三年多,到一九八三年九月中才停止。研究的内容包括: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长短经》、《汉书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庄子》等的部分内容。老师针对这些听众,挑选适合的篇目,另外也有笔记选文、《易经系传》等的摘录。

在这个班中,部分年纪较大,他们平时又缺乏养生的修养,有人甚至有慢疾缠身的现象,故而南老师鼓励他们打太极拳,并亲自教授,因为年纪大的人学拳,与年轻人不太一样之故。

南老师的拳术造诣颇高,除了太极拳外,还精通几种密宗的拳术和气功等。当时虽是六十多岁的年纪,但身体轻盈柔和,今年已是八十出头的高龄了,体态依然富于弹性有如青年一般。

再说一九八二年的九月,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班,邀请南老师主持系列讲座,题目为“中国文化大系”。由于时间的关系,课程就安排在周二的下午,在复青大厦二楼上课,共持续了两个学期。

南老师虽担任十方书院的教授师,但是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照旧进行,老古出版工作没有间断,颁发奖学金,举办义诊(丁进医师),为受刑人讲演等等。这些讲演,张尚德及章克范二位先生,也都曾多次参与其事,担任主讲。

在信义路老古公司对面的国际学舍,是专为来台留学的外籍学生而设,收费低廉。那里也有餐厅、网球场及大礼堂。三十多年前,台湾选拔中国小姐,就是在这个礼堂举行的。现在,国际学舍已经拆除,改建为大安森林公园了。

一九八三年春季四月,几个住在国际学舍的外籍学子,对中国道家学术有兴趣。南老师派我担任介绍的工作,举办了一个短期班,下午三至五时,在五楼举 行。由于他们多数不谙中文,故而仍以《禅与道概论》一书中有关道学的部分,给大家介绍。其实也就是把南老师的著作,口头加以翻译而已。

记得当时写黑板的是一位加拿大法语系来台的文颢儒,他说的中文比中国人还好,他温文儒雅,比中国古代的文人还儒雅。他写信必用毛笔,一切举止也多合中国古礼,很有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的味道,老师常笑说,他的格调堪称西方的理学家。

文颢儒后来回到加拿大,在“文化部”工作,又娶了一位中国来的小姐。前几年他陪同加国企业界的人士前往大陆,经过香港时,恰好我也在香港,十年不见,他儒雅依旧,已为人父了。

 

草山

说到与外国学子打交道,不免要说起与这个有关的人和事。

前面曾提到两位美国小姐在十方书院教英文的事,那时罗梅如在写她的博士论文,而文洁苓仍在加州大学在台的海外分部上课,并每周两次有禅学研究。

因为我和她们两个,都住在师大附近,所以她俩就直接到我家来,不必去复青大厦了。

记得有一段时间,是以老师所著《禅海蠡测》为课本的,不过是口头翻译,等于陪太子读书罢了。偶尔她们提些问题,反使我受益多多呢。

过了一段时间,罗梅如要回美国了,剩下文洁苓一个人。这时我忽然记起一件事,就是几年前美国的大学教授对陶蕾所说的话,认为南老师的著作没有列举参 考书目及其他资料等等。于是我突发奇想,觉得不如找一本适合译成英文的南老师的著作,一方面与文洁苓研究,顺便也就做了翻译的工作。

当我向文洁苓提出这个想法时,她很兴奋的赞成,于是我选择了《习禅录影》中的一章,是南老师在北投所主持的禅七记录,因为这一章的长度,较适合译成英文。

于是我先英文口述,文洁苓记录,她回家后,再打字整理,下次会面交给我修订更正,合作得倒也顺畅。只是找资料比较麻烦,记得《楞严经》的英文译本, 还是由陶蕾在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借出来复印寄给我的。费时最多的,是那些禅宗特别名辞,英文翻译得也很乱,日本式的,中国式的,要综合参考再加取舍。

南老师讲课最喜欢引用诗词,要译成英文真难倒了我,幸亏文洁苓曾写英文诗,所以我只能逐字逐句讲解给她,由她编成诗句,总算七拼八凑的完工了。也费了两年多的时间。

这时朱文光翻译的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一书,已经被美国缅因州一家出版社Samuel Weiser接受,要出版了。

这家出版社那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,传到了第二代,是一个注重出版东方文化书籍的公司。他们看了南老师的著作,认为是确有学养,确有真正实践功力,不是只谈不宣,故而乐于出版。

我和文洁苓译出的这本书,书名叫《Grass  Mountain》(草山),因为是北投举办的禅七记录。北投是属于阳明山区,从前的名字就叫草山,因蒋介石醉心王阳明之学,所以他住在草山后,就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了。

其实美国人最喜欢草山这个名称,许多美国人都住在那里,她们始终说是草山,大约是容易发音之故。

文洁苓也不例外,她认为草山有诗意,所以就要用草山为书名。

一九八四年,美国Samuel Weiser出版公司与我们签约后,建议另加小标题,以免书商订购时,误以为是文学作品。后来加的副标题是〈禅的七日训练〉(A Seven Day  Intensive In Chan Tsaining)。

美国的出版公司,工作非常认真,编辑部仔细审校,再用快递寄我审校,前后共有七次之多。另外还有几次是他们不懂的地方,如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意义等等,书信往来,折腾了一年,到了一九八六年,总算出版问世了。

 

王修女的圣母玛利亚

记得是一九八二年元月中旬,也是农历的新年假期,南老师主持了春节特别的修定训练,长达一个月之久,主要的是针对书院的学员们,加强他们修养训练。有部分人士只参加七天,也有参加十四天的不等。

在开始的第一天,从美国来了一位王女士。因为参加的人有百位之多,也没有人注意谁是谁。

南老师坐在讲台上,教大家首先练习如何集中心念、专一精神时,说出了许多的方法:

例如喜欢观音菩萨的人,可以观想观音,把思想专一在观音上;喜欢耶稣基督的人,可以观想耶酥,把思想意念定在耶稣身上;如果这些不能习惯,则可以观 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;或者什么都不喜欢,只喜欢钱,那就索性观想钱,犹如八仙中的刘海蟾以钱戏蟾。总之,这是先要训练意念专一,不要散乱,日久自可自己作 主,达到想专一即可专一的境界。

南老师说到这里,就转头向左边,对着坐在第一排的王女士说:

“王修女,你可以观想圣母玛利亚。”

这时大众才知道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。

南老师接着又对她说:

“因为你长期在修道院从事灵修,对圣母印象深刻,观想起来比较容易成功。”

王女士不但是修女,而且还是隐修会修院专修的一员,那时已有二十多年了,因为母亲年高患病,特地从美国的修院请假回台探视。

她的父亲王抚洲先生,曾任“经济部长”,已经谢世。母亲王化民是“国大代表”也是画家,与行廉姐是同一个画会的朋友。

王修女在美国过的是灵修生活,回到台湾家中,世俗的熙熙攘攘颇不习惯。听说南老师训练修定,就来报名参加,因为修定是共法,并没有宗教的分别,儒 家、道家、天主教,都有修定。南老师在谈到宗教的时候说,二十一世纪的宗教,都必须脱去宗教的外衣,开放门户,不能再偏狭自守。世界上只有一个基本的宗 教,只因为人类文化不同,习性不同,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宗教,就像不同地区生长不同的动植物一样。

王修女籍贯河南,又加上行廉姐的关系,所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。她在台湾停留将近一年,也经常来听南老师的课,后来她母亲过世后又回来处理后事。

特别要一提的是,她的母亲逝世前,曾表示想将遗产捐赠社会公益。兄弟姊妹处分过遗产后,她和另一个也是修女的妹妹,就将二人所分得的遗产,用母亲的名义捐给社会公益了。王修女说,自己修女的身份是由教会负担生活的,而她的修女妹妹是在教会中从事教育工作。

天主教的规矩早已随时代有所修改。从前的修女要穿特别的服装,现在却可以穿与一般人一样的衣服,只要不太花俏就行了。相比之下,佛教和尚尼姑的服装,千百年都未更改,有人认为早应该检讨了。

最近看到电视上报道,南美有个国家的天主教神父,在传道时,将圣乐用摇滚乐腔调又唱又跳,吸引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教堂。可见时代真的在变了。

 

禅定功夫测验

说到心念专一和禅定的修养,回忆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,而是有关对老师的一次测验。

那是协会迁到莲云禅苑前不久,因为陈行夫听说老师有禅定功夫,他就想用科学仪器加以测试。而这件事引起他的好奇,想加以测试,却是由陆健龄所引起的。

因为有一次陆健龄陪同老师去南部讲演,当晚与老师同住一间宿舍。那夜,老师睡得很深,陆健龄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,但因他睡在老师近处,却整夜在入定 的境界,像是受了老师气场的影响。次晨醒来,他全身已被蚊子叮了许多包,而不自觉。他把这个经历告诉了陈行夫(我也听到过),所以才引起行夫好奇,决定安 排测试一下老师的禅定功夫。

他联络了铁路医院骨科主任周孝儒医师,及中兴医院麻醉科主任张庆灼,一同带了测试的仪器,由陆健龄带领,一行四人来到了老师的家中。

那时天气尚冷,老师仍住在泰顺街日式房屋中。按照医生们的嘱咐,老师脱了上衣,头上胸前都贴上了测试用的东西,然后他们对老师说:

“现在正常思想。”

过了一会儿,医生们又说:

“现在请老师停止思想。”

脑波反应如何,外人不太明了,但见心电图上,忽然成为一条直线,不再有上下波动。周医生吓了一跳,大家都看到了,说:“怎么会这样?怎么会这样?”

禅定境界有“气住脉停”之说,究竟如何住?如何停?近代的科学仪器已可测试,证明不是迷信之说,而是生命科学的范围。

在回想到这件事时,因忘记了周医生的名字,我还特别在香港打了长途电话,到美国德州,找到陈行夫先生。那天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,香港时间下午一 时半,陈行夫从睡梦中起来,接听电话,因为德州时间是午夜十二时一刻,陈行夫在长途电话中,又叙述一遍这件事的经过,告诉我周医生的名字。可惜的是,周医 生几年前已经过世了。

 

谁放得下

前面说到王修女,不禁又想到同学老乡的王启宗了。他也在那次的修定训练时,作了一个人生重要的决定。

王启宗主任,在育达商职开办时就任教务长之职。他是个极负责任的人,全部精力都贡献给那间学校了,几十年下来,自己累得又黄又瘦。南老师多次劝他退休,他都因为仍有重要的事未完,放心不下。

那次南老师在禅七时,坐在讲堂上说:“许多人放不下,到老都放不下,总觉得事情没办完,年轻时忙儿女,儿女长大了忙孙儿女;殊不知,我们走了,太阳 照样从东边出来,没有你这个人,人家照样过下去……古人说,几人能向死前休。这句话是有道理的,休是罢休的休,不是修行的修,人要到两眼一闭、两腿一伸才 罢休,因为不罢休也不行了……”

王主任听到这里,悄悄从座上起身,走到外面去了。因为他也坐在第一排,也在老师左边的地方。我坐在后面,看到他走了出去。休息的时候他对我说:“刚 才我出去打电话给我内人,嘱她到学校立刻代我办退休,因为听了老师的话,忽然觉悟了。我退休自有人继任,说不定比我还尽职尽责,我何必老而不休呢!”

王主任退休后,在禅定上下功夫,努力用功了半年,身体才好起来。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,现在他身体好得很,人也丰润了。

说到放下放不下,又想到南老师另外一个老朋友,就是“慧炬出版社”的创始人周宣德老先生。

记得大约是一九八一年前后,有一天,他到办公室来看南老师,那时周老大约九十岁了,听到他们二人的对话真有意思:

老师:“你不是要退休吗?‘慧炬’找到人接手了吧?”

周老:“一时还交不下来,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接。”  老师: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看见年轻人总觉得能力还不够,不能放心交给他。其实我们年轻时也 和他们一样。我们因为累积了七八十年的经验,才会自觉有能力,等到年轻人活到我们这个年纪,自然有我们现在的能力了。你念佛一辈子,快点放下交给年轻人, 自己专心念佛吧。”

周老听了立刻接受,就把“慧炬”出版社交下去(记得是杨政河教授接手),自己和夫人移居美国洛杉矶,每日安心念佛,清静度日。

我猜想他所以移居美国,就是切断这边的事务,既交下去就决不再管了,彻底放下。一九八四年,我在洛杉矶还见到过他,身体精神都好,他是一九八七年过世的,那时已是九十六岁高龄了。

周老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,学问道德都是一等。他笃信佛法,一生又热心公益,修持不缀。慧炬社址的那栋房屋,原来是他私人的财产,特地捐出来作办杂志之用。

 

另一个放下

说到放下,也要谈一谈钟居士。

前面曾说到钟德华居士。他原在交通银行任襄理,共有八个儿女,一生清廉,是个一芥不取的人。全台湾的人都有冰箱了,他才有能力购置一台冰箱。他的儿 女都很争气,个个努力上进。一九七三那一年,他刚刚六十岁,有一天他打电话对我说,要办理退休。我当时颇为奇怪,我说你还未到六十五岁退休年龄啊,为什么 要退休呢?

他说,自己吃素多年,念佛多年,现在孩子多数都自立了,提早退休,专心念佛,也给年轻后生多一些晋升机会。

钟居士是自己放下的,倒不是老师的劝讲。钟居士在社会上,始终坚持做人的正直正派,为人处世都很诚恳。

后来他一度曾在“十方书院”帮忙。那时南老师及协会的人是在九楼吃饭,不是素食;十二楼书院有出家人,故而是素食。南老师时常劝他注意身体,不一定要吃素,可是他认为既然发了吃素的愿,一定要守这个信,故而始终坚持如一。

当他离开书院工作时,来向南老师告辞,听见老师对他说:

“你回去专心念佛吧!既然放下了,就什么都不要管。就算我再叫你来,你也不要来,如果我向你借钱,你也不要借给我,一切放下不理,专心念佛!”

我们在办公室另一端的人,听到了老师的话,个个心中暗笑,笑老师真够迂的!既然要他拒绝你,应该根本就不开口找他,更不向他借钱不就行了吗?

后来我想,大概老师是加重语气,嘱咐钟居士丢掉情面这个包袱吧!

钟居士真的专心念佛了。二十六年过去,他始终如一。当我写此文时,他已经八十六岁了,依然耳不聋,眼不花,声若洪钟,与大众一块念佛时,他的声音感动着周围的人。

不久前,行廉姐的复旦大学同学焦翠英会计师,从美国回来,我和她一同去看望行廉姐和钟居士,那时他们都住在寺庙中。焦会计师请教钟居士每日修持的情况,以作为她在美国退休生活的参考。

在钟居士叙述的过程中,说到了一件奇怪的经历:有一天的夜晚,他睡觉时晕死过去了。虽说晕过去了,两脚却乱蹬,发出很大响声,被邻屋的人(寺庙工作人员)听到了,连忙禀告住持大和尚,岂知那住持竟说:

“不要理他!”

这人不懂住持为何如此,自觉不能不理,就打电话给钟家的孩子们,连忙送钟居士到医院去了。

钟居士醒来,发现自己在医院打点滴,颇为奇怪,就问道:“怎么回事?”

儿女们说:“醒来就好!醒来就好!”

医生也始终没有说出个道理,只说可能血压太低了,血糖太低了。

第二天在老古办公室,我向闫修篆乡长提到这件事,他立刻说:

“南老师不是讲过吗?当气机到达后脑不能通过时,与两腿关系很大,所以脚才会乱蹬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我,的确是听老师上课时讲过,好像书中也记载了,可见自己平时不用心,记不清楚(仍是一个旁听生)。但想到此事与钟居士关系很大,他平 日知道南老师太忙,故而不愿去打扰老师。此刻我也为了求证心切,找个机会在电话中请教老师。当我说到钟居士两腿乱蹬时,老师就说:

“那是气脉通到后脑时通不过去啊!”

当我又说到住持大和尚说:“不要理他”时,老师就说:

“可能那位住持是懂得的!”

气不通过是暂时现象,如果真死了脚也不会蹬了。当时如能不理它,待气机通过去就行了,修行功夫也更上一层楼了,南老师又说:

“钟居士一生做人做事诚恳规矩,老实修行,此生必有成就,来世再来人间,也必不退转。”

南老师的这几句话很重要,我立刻记下来,寄给钟居士。他后来对我说,南老师的话解除了他心中的疑虑,并向老师致谢。

最有趣的是,此后不久我到北京去了,一次,偶尔谈到这件事,并拿出那天钟居士与我们的合照,有个年轻的朋友说,想要那张照片。

我很奇怪,就问他:“你又不认得他,要他的照片干什么呀?”

他说:“给朋友看看,增加信心!”

 

洛杉矶之旅

到了一九八三年的九月,老师已经讲了三年的那个特别班结束了。

历史学术的研讨,本来是没有什么讲完不讲完的,当时的停讲,据我的猜测,也是有些环境的因素所造成。

那些高级将领及政要们,外加企业界的领导人,定期相聚本是听讲演,或从历史中学习经验;或为兴趣而研究;或为充实自己而进修,纯粹是业余爱好。但是日久传扬开来,总有人加油添醋,吹到有心人的耳朵中,产生疑虑在所难免。

当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有关人士,再三邀请老师与蒋经国先生见面,老师始终不肯,可能由此造成不快。但南老师既无政治企图,为避免无谓的节外生枝,就停止了这个课,也避免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言。

这时美国有一位华侨,当律师的夏先生,来台拜访南老师,希望与老师合作,在美国推行文化活动,初步构想先办一个杂志。

关于文化推广活动,不是老师基本的愿力,尤其念及海外侨界,远离故乡,看看书报都没有在台湾这么方便,所以立刻同意了夏先生的提议。

记得为此还开过好几次会,讨论如何进行。协会秘书长蔡策先生,是资深新闻记者,就决定派他前去。后来可能老师觉得两个人更好,就希望我能一起去,一方面配合蔡老语言上的不便(蔡老不谙英语)。

当时先母已届九七高龄,虽说身心尚称健康,到底是年高之人,我先把老人家送到苗栗的姐姐处奉养,并向老师说明,如有任何突发状况,我必须赶回台湾。关于我要去美国的事,先瞒着先母,她还以为我仍在台北呢。

我们到了洛杉矶,后来办了《人文天地》月刊。但是只过了三个月,我就收到紧急电话要马上回台,原因是姐姐留在大陆几十年的儿子,忽然到了香港,姐姐要去与他相会。那时两岸还不能相互往来,亲人只能到香港相聚。

我回到台湾后,短期无法再去美国,杂志才出了两期,夏先生不得已,就结束了这个计划。过了没多久,蔡老也回来了。这个劳师动众的计划,因各种因素未能继续,也算是一个无奈。

那年的冬天,先母夜眠竟然未醒,撒手离开了这个人世。

 

天台传人——显明法师

当我们要去洛杉矶的时候,朱文光正在替显明法师办理赴美手续。那时许多出家人都得到美国的签证,到了美国又很容易得到长期居留权。因为美国是一个宗 教自由的国家,对宗教工作人士优待,并且不论任何宗教,一律平等。因此也有人利用这个法令,先剃头当了和尚,到美国拿到居留权后,就再还俗。

在我们临行前,老师特别交代说,显明法师在美国不熟,要我们先照应他一下。老师又说:“他在美国有法缘,不久自有人邀聘,你们只要短期给他方便就行了。”

显明法师与老师相识,是在抗战末期的重庆。那年(一九四二)冬天,“国府主席”林森及“司法院长”戴传贤,把虚云老和尚从广东接到重庆,主持救国息 灾大法会。林主席及戴院长为法会主要发起人。南老师是陪同他的老师袁焕仙先生,从成都前往拜会虚老的。显明法师那时还年轻,为虚老的首座,他当时跟随虚 老,住在慈云寺法会所在地,故而与老师相识了。

那时抗日战争在极艰苦阶段,“政府”正号召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。所以法会结束,显明法师就响应号召,脱下僧衣,参加抗日行列从军去了。他在青年军当到政治部主任,多年后退休,再穿上僧衣,恢复出家面貌。

记得是一九七四年,老师已迁离莲云禅苑的四楼,有一天居士会邀请一位雷老师讲佛经,那天我和住在三楼的行廉姐,一同到四楼听讲。这位雷老师讲得十分精彩引人,令我印象深刻。不久听说雷老师披上僧衣,原来就是显明法师。

十方书院成立后,特聘显老担任经典教授,当他第一次来时,南老师怪他说:“既然你知道我在这里,为什么不来相见?”

显老回答得很有趣,他说:“听说你喜欢骂人,所以不敢来!”

老师只好笑了。

显老是十三岁出家的,在重庆与南老师碰面时,已经正式深入经藏很多年了。他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,所以讲起经来有根有据,有板有眼,又很吸引听众。

显老到洛杉矶那天,我们好几个人去机场接他,记得李素美小姐也是同班飞机来的。接到显老后,有人提议去吃海鲜,我觉得有点尴尬,就对蔡老(策)说:“我们陪显老吃素菜吧!”

岂知显老连忙说:“不要不要,去什么地方吃都可以,我只要叫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就行了。来的时候南老师特别嘱咐我,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,一切随缘就好了。”

我们到海鲜餐厅吃饭,特别为显老叫了一盘罗汉斋,岂知大家都爱吃这道素菜,显老反而吃得不多。

当天显老就在我和蔡老所租房屋下榻,在客厅搭了临时床铺,只是他只住了几天就被人请走了。

朱博士两三天后也来了,他带着南老师交代的事项,他的美国朋友艾伦(Karen Allen)博士,也应邀来与我们一同会面聚餐。

艾伦小姐是哲学博士,因醉心《易经》而与朱博士成了好友。那时朱博士翻译的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(《Tao And  Lon-gevity》)刚在美国出版,艾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校编。

当艾伦博士知道显老是天台的传人时,就邀请他到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去讲演,并坚持要我去当传译。

美国的大学生也是喜欢逃课的,艾伦所教的这班是选修课,有五十多个学生,正常总有十几个缺课的。那天听说中国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法师前来讲演,一时间全部到齐不说,还另有来旁听的。

显老讲完之后,同学们听得极为兴奋,提出不少问题,当场对答;有的美国学生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佛教的僧侣呢。

艾伦教授不久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我,叙说同学们的热切反应,还希望能再有机会请显老去讲演。只是不久显老就被沈家桢居士聘请到纽约去主持大觉寺及庄严寺了。

显老是个十分谦恭的人,加以军中及社会上的历练,他是深谙教化的方便法门的。有一桩事特别要提一下。

几年前显老在纽约路上出了车祸,他所坐的汽车翻倒路边,四轮朝天,他则被困在车里,后来当然被救,幸无大碍。

当显老述说这个意外时,有人就问:“师父,你翻车后,有没有赶紧念佛号啊?”

显老回答说:“当时一心急着从车里爬出来,也就忘了念佛。”

大家听到他的回答,都赞叹显老诚实,但是依照显老的方便教化,他这是借此提醒大家,一心不乱是多么的困难!不要以为平常无事时能有一心不乱就是本事;等到大事临头,生死到来,有几个人能一心不乱?所以口头禅是没有用的。

至于他说自己忘了念佛,也只是说辞罢了。

 

卡普乐与李约瑟

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,台北老师那里却来了一位美国的禅宗大师卡普乐。我和蔡老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搭华航班机到洛杉矶去的,九天后的三月十五日,卡普乐带领两位大弟子来到了台北。

那时王启宗代替蔡老,担任协会秘书长,一切由他安排。关于这件事的经过,他在《怀师》一书中写道:

他知道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,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。于是他曾亲自率领二十多个学生,去中国大陆礼拜禅宗圣地,并参访中国禅者,遍历少林寺等名 刹古寺。结果使他失望了,他感觉到大陆上有关禅宗的一切,都没有生命,只是残留的寺庙、佛像以及遗迹。因此他发心带领两个男女弟子——贝克先生和般森女 士,专诚东来,到尚保存有中国固有文化的台湾,寻见禅宗的根,参访禅宗大师南怀瑾教授。他这个愿望,由田宝岱夫人叶曼居士从中介绍;起初怀师并不愿接受, 婉转谢辞。后来有人提出为了中、美文化交流和国民外交的需要,由“文工会”与“救国团”主办,怀师方才勉强首肯。遂即吩咐我策划卡普乐访华寻根十天内的活 动行程,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,以及准备安排他们一行三人的食、宿和交通等接待问题。一切准备妥当,作业完成,卡普乐按预定时间,于七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下 午三时许,率领他的男女两位弟子,一行三人到达本会。卡氏一见怀师,便拥抱在一起,并赞扬怀师风度的清华幽美,对怀师极为亲热友善。翌日即依照预定之行程 表开始活动,有座谈会、访问、购置宗教用的钟鼓等乐器,和在中山堂中正庙公开发表演讲三次等。或许因为卡氏久为师位自视甚高,但怀师始终待之以礼,总不愿 与他讨论禅宗。后来经他再三诚恳的向怀师请益,才在这十天逗留中,总算有两度深夜单独恳切地与怀师相谈,终于使他心诚悦服地承认受益良多,至于他俩之间如 何传心法印,那么只有从中担任通译的朱文光博士知道了。

在卡普乐和他男女弟子一行三人临别前,在本会禅学中心举行之饯别素宴席上,以及由双方僧俗联欢表演节目中,均可以看出卡氏及其男女弟子,衷心感谢,诚恳的感激。卡氏更一再紧抱着怀师,几次连番的说:“我不能不再来!”由这些谈话中,充分表达出他拳拳服膺的钦敬和喜悦。

我是六月从洛杉矶回到台北的,赶上了李约瑟(Joseph Needham)来访南老师的这桩事。

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,他特别推崇道家之学,他的著作《中国科技文明史》对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。他认为中国道家“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,奠定早年 中国一切科学的基础,比亚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,决不逊色。而且当中国科学思想及技术已经辉煌的年月,今日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,那时还正在洪荒时代。”

李约瑟对中国道家评价极高的说法,使中国人大大兴奋,对自己的文化长时期失去信心的中国人,又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,其实李约瑟的这本书中,有关中国文化科学方面,尚未深入内层,但已够使中国人反省自己的宝藏了。

李约瑟在写他的巨著时,曾求教过我国许多学者专家,如郭本道、冯友兰、王亚南、王星拱、黄方刚等。但有关道家学术思想方面,尚未完成,所以特别到台湾来搜集资料。

李约瑟博士偕同他的学生鲁桂珍博士,是九月二十二日来拜访南老师的,那天是陈立夫先生陪同前来。预先约定两小时谈话,结果谈得太投契了,不觉三小时已过,仍欲罢不能。南老师只得告诉他说,晚上还要讲课,才算结束。

那天的学术会谈,闻讯前来参加的人不少,有程沧波(“立法委员”)高信委员长(“侨委会”)、邓文仪将军、熊先举馆长(“国立编译馆”)、张柽总干事(道教总会)、洪文亮医师、朱文光博士,另有德国学人Bojdnov博士,Auhajann博士,以及法国柯友耕博士等。

除这些人以外,还有一位西德的学者,是卡普乐介绍,前来拜访南老师。他遇上这个特殊机缘,也参加了这个历史性座谈。

 

离台赴美

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,先是写《蒋经国传》的作者江南,在美国被暗杀了,媒体及各种小道消息,震撼了社会,造成不安。

台湾地方太小了,资讯又太发达了,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在这小岛上造成不安。

有人说,为了转移注意,官方开辟了第二战场,就是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,而十信的蔡辰洲老板,正是时来看望老师的人。

商界的动荡也牵动了党政界,蒋经国先生究竟准备把网撒多远,无人知道。于是另一种不安弥漫着,只是范围缩小了。而这一回合,民众则是扮演着看戏的角色。

整个一九八五年上半年,这个戏码都在不紧不慢的上演着,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,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被波及的池鱼。

六月中旬,在这诡异的气氛中,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。他们除了访问台湾,作文化交流外,也来邀请南老师赴美,合作推行文化活动。

老师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性质后,就答应了,立刻办理赴美手续,安排各项事宜。老师一切动作迅速,从决定到启程,不足两周。

七月四日,老师挥别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台湾,搭机赴美了。在飞机起飞前,老师心中似乎还有一个结,生怕有人赶到机场,请老师务必留下,客客气气的限制出境。因为那时有谣言说,老师是“新政学系”的领袖,更有杂志评列老师为台湾十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

飞机起飞了,这一切也就成了过去。

陪护老师到美国去的,一共有五个人:李素美、李传洪姐弟、润泰公司董事长尹衍梁、洪文亮医师夫妇。他们不久就先后回台了。

洪文亮是高雄洪外科院长,也是法医,他是八年前(一九七七)认识老师的。他从一个绝对唯物的人体物质科学,踏入形而上的领域后,努力又努力,并在他的医院中,融合唯心的意识训练,进入唯物的医疗中,颇有成效。

洪医师也是美国的合格针灸医师,更通达阴阳五行及堪与之学,好像不论什么事,他只要去学,没有学不会的。除此之外,又是出名的孝子,说起来他似乎很完美。

但是,不然!因为颇有人说他“很傲慢”,幸亏我还没有感觉出来,只是有一次,他从高雄来到台北,在与大家打过招呼后,他自己就坐下来,谁也不理了。那时老师还没有进来,看他那个样子,也许是在入定也说不定,这种形象可能使人感觉傲慢,也有可能。

李素美、李传洪姐弟,那时也认识老师两三年了,有一段时间,李素美还负责《知见》杂志的工作。

远在认识老师之前,李素美就已学佛多年了,她的女儿出世时,因为头圆圆的没有头发,好像寺庙里的小沙弥,她的外婆故而就帮她起了小名叫“沙弥”。

李传洪是个入世做事的人,这几年在台北北投办的“薇阁”中小学,他花了许多心力,使之成为顶尖的名校,成群结队的人,想把子女送到那个学校。因为他 交游广,朋友多,来托情的人自然就很多,招生之前的日子,他都不敢回家睡觉,因为打电话说情要进他的学校的太多,实在无法应付。

当然,连我也是说情之中的一个。

有一次,他拿了一篇开学致辞的短文,要我发表一点意见。我问他是何人代笔,写得那么好?他说是他自己写的。当时我大吃一惊,不知道他文才那么高,实大出我所料。

尹衍梁与李传洪,年龄差不多,他的父亲尹书田,听说从前是台湾商业圈中“山东帮”的知名人物,作生意殷实规矩,风评颇佳。尹衍梁主持的润泰建设,多 年前在一次大地震后一夕成名,因为他所建造的大楼,屹立无损,不像许多其他的建筑,在地震时多少遭到些损坏。润泰那栋原本滞销的大楼,地震后立刻销售一 空,被人肯定了。近些年来,润泰经营走向多元化。

在老师赴美的时候,我因个人的私事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,所以,连机场送行都没有去。

老师赴美,心情如何呢?他有一首诗如下:

首途赴美

不是乘风归去也 只缘避迹出乡邦

江山故国情无限 始信尼山输楚狂

出境是无可奈何的走避罢了,故国江山难忘啊!楚国的狂人陆接舆(《论语、微子第十八》)曾笑孔丘,东奔西走想教化民族国家,都是白费气力而已。看来孔子是输给楚国这个狂人了,楚国这个隐士狂人说得不错,一切都是白费气力啊!

 

一脚踢的人——陈世志

当老师宣布要去美国的时候,协会工作的同仁们,突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,史济洋随同她的先生陈行夫,也移民到美国去了。陈行夫原在东吴大学任教,因会在军中工作,对兵法有研究,著有《孙子兵法白话解》(幼狮出版)后又学习针灸,现在是美国德州的针灸医师。

另一位担任会计的林秀龄,接着也和先生黄胜雄及三个儿女移民到加拿大去了。不久的功夫,协会也就只留下一个办事处,一切事务仍由王启宗带领谢锦扬去处理。

至于老古文化公司的业务,老师交由陈世志负全责,并且立即搬离复青大厦九楼,回到原来的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,也就是现在“老古”的地址。

说起这个“老古”的地方,应该赞叹老师的远见。当协会几年前迁到新买的复青大厦时,老师仍继续保留租用的这个老地方,那时真觉得是浪费。当时陈行夫夫妇及陈世志夫妇等都迁住在这里。也幸亏保留了这个地方,“老古”终于又搬回来了。

陈世志毕业于台大心理系,在大学就读时就常与同窗李慈雄到南老师这里来听课了。他毕业后服兵役两年,回来不久就正式到“老古”公司来工作,大约是一九八三年的时候。

那时的“老古”公司,由老师亲自主导一切,除了出版书籍外,还有一个《知见》杂志。

说起《知见》,本来是从智法师所创办,由于稿件多由老师这边提供,后来索性老师接手,一方面老师也希望从智师专注于佛法的修持。《知见》由老师接手后,蔡策和陈世志都是基本干部。

陈世志来到“老古”后,一切亲自动手,从抄写《孟子旁通》的稿子,到去门市看店、印刷、装订、广告、发行及编务等,都磨练过了,成为俗语所说“广东顺德老妈子一脚踢”的人。

陈世志是个有才华的人,文笔也不错,他更具有创意,所以在接手“老古”后的三年中,就有些创举和突破。

他首先收集南老师散见名处已发表的讲演记录及文章,分类整理成册,编印出版,计有:

《中国道教发展史》 一九八七年

《中国佛教发展史》 一九八七年

《序集》(现名《中国文化泛言》) 一九八六年

《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》 一九八六年

《习禅散记》 一九八六年

《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》 一九八五年

《金粟轩纪年诗初集》 一九八七年

另出版老师从未发表的讲记有:

《禅观正脉研究》 一九八六年

《老子他说》 一九八七年

《易经杂说》 一九八八年

除此之外,他还从《人文世界》及《知见》杂志中选集人文文库,印行了几本他人著作。又出版了《净名文摘》等。

他又积极参加书展,推广发行。那时协助他共同奋斗的,是他的另一半林妙玲,以及十方书院从学过南老师的陈加进。他们每日忙进忙出,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奋力支撑着。

另外,老师的两本书《历史的经验》和《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》,虽然出版在老师赴美之前,但那也是陈世志所完成的;而《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》一书,正是他收集整编老师讲记及文章的开创工作。

为了庆祝南老师七十寿诞,一本集体著作《怀师》,也是在陈世志时代出版的。

一九八八年,陈世志开创了自己的“晨曦”出版社。他虽离开了“老古”,但他对“老古”所尽的心力和贡献,是有目共睹的。

接任主持“老古”的,是古国治。

 

真正的行者

在这个时期,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,也有些政治经济以外的事在发生。这类的事情,影响着人心,影响着社会。

一个三十几岁的比丘尼,要在东部花莲,建造一家医院,因为那边的医疗设施落后不足,人们常须还赴台北看病。

当她这样呼吁的时候,许多人笑她,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妄想,因为建造医院需要庞大的资金。

这个比丘尼就是证严上人,她二十六岁出家,从师印顺老和尚三年,秉孙师父“为众生”的教诲,前往偏远的花莲,开始了她对苦难者的关怀和奉献。

起初,她只是带领着几个与她有同样慈悲胸怀的家庭主妇,出钱出力走遍偏僻的山区,救助贫苦的家庭,替无助的老人洗澡、更衣、喂饭。

她自奉甚俭,决不经手捐来的善款,她和她的追随者无私的奉献,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。参加这个以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的人,越来越多,以每月志愿捐款为原则,一元也不算少,十万也不嫌多。

到了一九八六年,她呼吁建造的慈济医院,跌破大家的眼镜,终于落成,在花莲开幕了。

这家医院,秉持“爱的医疗”信念,不管有钱没钱,以救人第一为原则。并且尊重生命,造福社会,打破了世俗不缴钱不看病的陋规。

早在十方书院成立之前,证严的清净自律作风已时有所闻了。南老师时常告诫出家的同学们,时代不同了,寺庙里不像百丈时代的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”的自 耕作风。如要靠施主布施为生,也是不合潮流的作法。况且佛教传统有句话:“佛门一粒米,大如须弥山,此生不了道,披毛带角还。”

这是多么严重的事!寺庙里的饭是那么多人的供食,如果修行未成,下辈子要变牛变马偿还的。

所以老师常鼓励出家同学们,去学一技之长,赖以维生。施主的钱只能做利益众生的事,不能为自己私用,因为将来的是有果报的。

听说早期的证严上人,还做些手工出卖,赚取自己的生活费。老师鼓励大家要学证严上人的自律作风,才是修行人的本色。

后来许多出家同学,到厦门大学中医特别科学习,也就是这个道理。

在老师开课的时候,也偶有年轻出家人,对于出钱买书有些怨言,因为出家人到处都受优待,不必付费之故。

对于这种想法,老师在上课时公开告诫他们说:

“出家未久,有没有一点成就还不知道,却认为别人都应该供养自己,修行上首先要戒除这种贪念。”

许多从学老师的出家人,在取舍之间,颇能遵循老师的教导,并在戒除私欲方面,策励自己。

说到这里,使我回想起洗尘老和尚曾说过的话。那年他从香港来台湾几趟,是为了聘请老师担任能仁书院院长的事,在晤谈中,他忽然说:

“南老!你信不信?出家人中间还有不信因果的。”

南老师回答说:

“我绝对相信,是有这个情况。”

对于这个一问一答,在旁边听到的我,心中有些奇怪,也不明白其中的真意。后来就问老师,洗尘老和尚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道理。

老师说:“洗老是叹息,平常人不信因果不足为奇,但是佛法是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基本的,即出了家,而不信佛法的因果,岂不荒唐?”

我更奇怪了,又问道: “怎么知道他们不信因果呢?难道他们会自己说不信因果吗?”

“看他们的行为呀!他们所做的事,所说的话,都是以为没有果报的。事实上,连每人心中所想的,也都是有果报的。如果真相信了因果,自然不会也不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。所以说,从他们的行为来看,知道他们是不信因果的。”老师这样回答着。

他又引述一个笑话。台北市善导寺的演培法师曾说:“现在的情形是,居士怕因果,因果怕和尚,和尚怕居士。”

有一回,行廉姐在苗栗云寺附近的山坡上,买了一处农家的房子,她对老师说,想把这个房子整修一下,给修行的人提供一个地方。老师听了,立刻反问她:

“谁修行呀?要修行随处都是地方,先把自己的念头管好,把自己的行为管好,先做一个像样的人,减少恶念恶行,行住坐卧只有善念,才算是真修行的初步。”

行廉姐听了,傻傻的看着老师,无言以对。

再看证严法师的行径,激发了太多人的善心,慈济的力量更加壮大,紧急救助遍及全世界。她领导着“慈济功德会”不涉入任何政治,但以救助众生的苦难为 目标。她的言行感动了国际,许多奖项都肯定了她的作为,菲律宾“麦克塞塞奖”、世界国民外交协会的“艾森豪威尔奖”,台湾所颁给她的奖章更不计其数;香港 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三年还颁给她“荣誉博士学位”呢。

其实,这些年来的台湾佛教界,也有些是很正派的在运作着,不论在学术上、教育上或传法上,也都能严守原则。在多数假借宗教之名胡作非为的台湾今日社会,可喜的是,仍有少数清流,在教化着愚昧的众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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