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先生侧记(五)

南怀瑾先生侧记(五)

华府岁月

老师到了美国后,辗转在华府定了下来。朱文光是先一步到美国的。老师本来喜欢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,对那个城市的名字很有好感。但在美国较久的人们 说,那是个南方地区,人文观念并不宽宏,还可能有些偏见。相形之下,华盛顿是政府所在,人文弹性较大,所以老师后来还是到华府去了。

原本邀请老师的那个基金会,很热切的欢迎,经过多次商讨交换意见,最后双方商定保持弹性合作,不作长期的计划。这也是老师的基本原则,不希望合作带给自己局限,更不希望合作造成别人的不便或困扰.

于是老师在一九八六年就单独成立了“东西学院”,朱文光任秘书长,另一位包维廉博士(William Brown),主持编辑及翻译的工作。

这位包维廉博士,中文造诣颇高,还演讲翻译《论语别裁》这本书。

华府的中国人不少,知道老师到了这里,陆继来访的有美国人士、大陆在美国求学的学生、以及大陆到美国访问交流的官方人士,当然更多的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中国人。有些原已在美的老师的学生,也从各地搭机前来看望。所以老师的住所,仍然高朋满座,所居住的地方也一再扩充。

这时另有两三个年轻学生是先已到美国去的:殷曰序、黄恩悌以及刘宗民,他们都来到老师这里帮忙,有人开车,有人办杂事、搬书,甚至还在院中搭建了一个亭子。在筹备“东西学院”的时候,每晚人来得多了,老师也就随兴讲课。

就在稍事安定后,老师与大陆家乡朋友们联系上了。一九八七年秋天,温州市方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及华府地区,并来拜访了老师。

就是在这次的会面上,谈到向大陆投资的事,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。

这时常来老师处的一位美国人艾德(Addair),服务于美国的外交界,他的中文底子不错,太太是台湾小姐。现在老师到了华府,他们夫妻就常常前来,逢到老师讲佛学课时,艾德就持咒,练习精神专一,一心不乱。

西洋人的学习作风有其专注的精神,不像中国人喜欢取巧。艾德专注的练习,使他的定力增强,修养获益。

老师除了与家乡联系外,又写信到成都,想找到抗战时的故旧。最要紧的,是袁焕仙老先生及维摩精舍的朋友们。虽然许多人都顺利联络到了,但可惜的是袁太老师及师母已过世,二师母与他们的女儿尚在。南老师即对二师母的晚年生活设法照应,她逝世后也安排丧葬等事。

老师在华府安顿下来,李素美和她的先生,也把他们的一儿一女及李传洪的儿子接到美国念书了,这三个孩子那时都是初中及小学的学生,当时大家分住在附近三个地方,“平安居”、“天松阁”、“兰溪行馆”。老师就住在“兰溪”。

老师在美国这两年多的时光,我并未去过美国,有些事情只与老师书信连络,急事则电话连络。那时朱博士责任最多,内外都在忙着,大概是太忙了,有时也会疏忽。

有一次收到老师的来信,信封上日期为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,拆开信先看到朱博士附加的小纸条上,上面写着:

“雨虹道长:

此信因故迟投,幸勿向老师提也。

文光”

再展阅老师的信,是四月八日写的,大概交给朱博士投邮,而他却忘了一个月。他怕老师知道了会责备他粗心大意,所以叫我不要告诉老师。

这是朱博士的天真有趣处,幸亏老师信中没有什么太紧要的事,不需要立刻回信。

 

一张古董床

那年的九月底,我有事到香港去,当时李文夫妇一家也在香港。这位从学过南老师的比利时学人李文,在一九八0年被他们驻北京大使网罗到大使馆工作,四年后又调到香港的比利时使馆,任职文化参事。

听到我来香港,他们邀我到他们山顶的房子去住两天。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曾带着两个儿子到美国去看望老师,刚回来就逢到古家俱拍卖,他们花了不少的钱,去买了一张红木的炕床,十分古色古香。

在全部西式的房子及家俱中,放了一张中国古老的炕床,好像忽然身价不凡,又好像中西的协调。就像他们夫妇一样,李文是纯粹的白种人,他太太祁立曼,则是标准的中国女性。

他们在山顶白加道所住的房子,是从前嫁给中国人的比利时女作家韩素英所住过的。这个地方风景很美,韩素英的小说拍成好莱坞电影,也曾在这个房子取景。

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张床呢?

这夫妇俩的说法很使我意外。他们说,老师曾问香港的情况,表示要来香港看看。他们夫妇认为,没什么好招待老师的,就买一张古老名贵的床给老师用,略尽他们的心意。

老师还没有来,那几天我就先睡这张古董床了,感觉十分稳定与坚固,不禁使我想起童年,也曾睡过这样的床,上面还罩有床帐,睡在里面感觉安全可靠。李文家的这个床,虽少了一个床帐,但也够舒适可人了。

老师是一年多后才来到香港的,就睡在这张炕床上,待另外安置好地方,才搬走的。

我在香港的时候,大女儿玲玲从美国到北京去了,她邀我到北京会面。当时我有些犹疑不决,因为台湾并没有开放到大陆探亲,如果有从第三地到大陆去,回来被发现,就要管制两年不许出境。

内心交战了一些时候,我得了结论,如果这次不去故乡看看,万一我死了,岂不后悔!所以情愿被管制两年不许出境,决定冒险去北京一趟。

祁立曼好心,一定要陪我一块去,她说有在北京住四年的经验,知道外来人一时不能适应。

那时的北京,全城只有友谊商店有一个简单的霓红灯,到了天黑以后,全城昏昏暗暗,也没有出租车,只有“北京饭店”为住客房方便设有几辆接送客人的出租车。公共汽车十一时停止,除了骑脚踏车以外,别无他法。

最妙的是,有一次在商店看见梨子不错,就开始挑捡起来,预备买一些。忽然听见站在里面的售货员大声说:“不许挑!你把好的挑去,坏的卖给谁?”

我大吃一惊。正要说话。祁立曼用脚踢了我一下,我就不敢出声了。

我十月底回到台湾,因为自己粗心大意,在长城的照片被海关查到了,只好承认去过北京。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问话,让我回答印在纸上的问题,记得那些问题有:

米多少钱一斤?

人民衣着如何?

公车车票价钱多少等等。

这是十二年前的事,回想起来还真有意思。

回到台湾两个月,在美国老师那边,忽然发生了一桩大事。

 

晴天霹雳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,是老师在美国的第二个圣诞节。二十四日是圣诞夜,在美国是一个大节日,就像中国人的除夕一样。

那天约好到老师处过节的人很多,傍晚时分,雨势不小,客人快要陆续到达时,发现屋前小河的水位上涨,快淹到桥面了。

朱博士立刻采取行动,要开车过桥到小河对面,等待客人来临,以免客人因路面不熟,过桥时发生危险。

这条门前的小河,平日几乎是干涸的,既浅又窄,像是一条水沟。古桥两边没有栏杆,只是一长块石板而已。

朱博士动作很快,洪医师跟在他后面,穿鞋时少了一只。待找到那只鞋子穿上,朱博士已开车走了,没有等他。

就在一刹那间,朱博士已将车子开到了桥上,突然河水暴涨数尺,转眼间把朱博士的车子冲进了河中。

老师出来查看一下,就说:“救不回来了!”警察迅速到达,展开紧急救援。三天假期中,警察不停的进行打捞,车子捞上来了,有朱博士的眼镜和夹克,但却找不到人。

这条水沟似的小河,通往另一条大河,河水则流入大海。七十二小时的打捞时间已到,警局就停止了打捞的工作。

我二天后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,语气很平缓,他只说:

“文光走了,是被水冲走的……”

晴天霹雳,老师失掉了右臂。我忽然觉得老师在美国的缘份已尽,大概会再回到东方吧!

洪医师从美国回来后,我仔细询问他当时的一切经过和细节。

说起来真奇怪,在朱博士遇难之前不久,他的作风和性情,曾忽然有了变化。

他本来是一个极温和的人,不管老师如何责备,他都坦然接受,对待朋友也永远是和霭的。

那一天,老师正在唠叨他事情没有办好,说他真是笨啊。他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,对老师吼着说:

“就算我什么都办不好,至少曾有一桩办得好吧?为什么老是骂我?”

老师看他一反平常,也楞住了,就连忙说:

“对啊!对啊!以后再也不骂你了!”

真的!以后老师再也不能骂他了。

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。

按照美国的法律,在尸体未找到前,只能算是失踪,不能宣布死亡。于是善后的处理就产生许多困扰;银行的问题,版税的问题,保险的问题等等,一时都不 知如何理出头绪。还记得李慈雄在得到博士学位后,正在华府地区工作,他为了协助处理善后事宜,为了朱博士在美国出版的书籍事,还几次给我打越洋电话询问。

朱博士的高堂老母,不相信儿子已死,因为尸体没有找到。老母内心一定在祝祷着,企盼儿子是漂到了远处,还活着,但暂时失掉了记忆,无法回家;或者正躺在医院床上,接受紧急抢救……

其实,谁又不是这样巴望着呢!

就这样,四个月过去了,第二年四月复活节的时候,从大河的入海口,却漂上来朱博士的尸体。他身体仍然完好整齐,一双腿盘卷着,像他平常睡觉的姿势一样。

李传洪这时正好也在美国,他带着殷曰序等一行,前往相认,办理后事。火化后,李素美说,骨灰中有不少宝蓝色的块块。那时纽约庄严寺的住持是显明老和尚,朱博士的骨灰就安息在庄严寺的灵骨塔了。

朱博士真的走了。留下数不尽的哀伤,说不完的惋惜,为了照应别人而牺牲了自己!大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,仍感觉他活在我们中间。我曾问洪医师,朱博士死后有没有什么感应?他竟然说,有一次在禅堂静坐时,睁开眼看到朱博士坐在前面……洪医师与朱博士交情很深,不知这是真是幻?

终于有一天,老师说话了,在禅房里,老师像是自言自语:

“去吧!到你该去的地方,完成自己的事,不要再担心我们……”

听到这里,我的泪流下来了。

悼朱生文光

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

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

再说朱博士

朱博士确定真的走了,丁卯年(一九八七)老师有一首悼念他的述怀诗:

悼朱生文光

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

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

兰溪行馆门口的小河,那么浅的水,如何竟冲走了一条蛟龙!这个感叹,一语双关,何尝不也是老师自己的写照,好比浅水龙一样,一切似乎无能为力……

可是太阳还是照旧从东方出来,金刚经上说;“过去心不可得,现在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。”任何事都不会停留,都会成为过去,包括自己的心念情感。并不能改变既成的事实。人们应该效法儒家的精神,“日日新又日新”,积极迎向未来,迎向东方日出。

佛家教人们放下,不要执着,儒家教人们积极面对人生。日新又新的努力进取,这也就是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化。

朱博士去世前一年,大家正忙着《怀师》那本书的集稿,朱博士也是帮忙收集稿件的人。在香港的李文,曾把写好的英文稿和译文,于十月一日寄给朱博士,请他先看,并加以文字修正。后来朱博士把李文的稿件给我,同时附来李文给他的信。

在这封信中,李文提到要借用老师的一些话,以发挥东西方宗教性、政治性及科学性的文化相互融通之处。老师的这些话,写在李文翻译的《马祖语录》的序 言中,篇名为“荷兰文初译马祖语录记言译作的经过”(收集在《中国文化泛言》一书中)。李文也构想与朱博士合作写这本计划中的书。

李文是十月一日写给朱博士这封信,两个多月后,朱博士却发生了意外。在清理遗物时,发现朱博士为《怀师》所定的未完稿。

当我收到朱博士的未完稿时,打开信封,先看见老师附来的一封短信:

“雨虹道友:

文光稿是同学们在其稿件中找到的,真是未完的遗稿,由你加按语说明可也。并附上他出事资料的中英文剪报。原稿附语,是洪文亮当时在现场时所记。似有言未尽意之嫌。文光走了,我真难办事啊!

老拙”

一九八六、十二、二十九  老师的这封短信,是朱博士出事后第五天所写。

 

兰溪行馆

“文光走了,我真难办事啊!”这是老师的感叹,但是老师是不执着任何事的,他依然日新又新的向前走去。

到美东留学的大陆留学生不少,老师常为他们剖析中国未来的前途。那时海外及台湾,已有人开始投资大陆的行动。

老师认为,一般人的思想,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,商机无限,但是忽略了重要的一点,就是大陆的制度与外界不同,意识形态也不同,对于这种情况,必须先要了解,如欲向大陆投资,更必须具备四项理念,那就是:共产主义的理想,社会主义的福利,资本主义的经营,中国文化的精神。

说起共产主义的理想,那真是伟大的理想,与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一样。记得吴稚晖先生曾说过,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,如果不向往共产主义,那就是没有理想,所以向往共产主义是很自然的。

可惜人类的心中,还存在着私念,再伟大的理想,遇见私欲就难办了。

理想虽不易实现,但作为努力的目标总是好事。中国人更不能背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,脱离了文化,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奋斗了。

朱博士出事不久,到三月的时候,正值老师七十寿诞。人生七十也是一件大事,老师故乡的幼年好友朱筱戡先生,寄来一首贺寿的诗,老师后来在六月上旬某夜,工作完毕把朱氏的祝寿诗再看一遍,不觉“旧习复发”,喜爱赋诗的毛病来了,一口气和了四首。老师在诗后还自记如下:

“筱戡兄乃先师味渊公之长公子,亦其入室之诗弟子也,放翁所谓父兼师者是矣。余不韵,且疏狂成性,一气呵成俚句四律,岂敢言诗,但抒枨触情怀已耳。”

言寿方知奈老何 一生岁月尽蹉跎

飘蓬原似屠羊说 浮海何须欢凤歌

人误布衣干国计 自怜带发苦头陀

深情多谢童年友 万里飞章敢不和

说到祝寿,便知道自己老了,感慨一生白白度过,像屠羊说(《庄子·让王第廿八》)一样,跟着失国的楚昭王飘泊在外。四海流浪何须欢唱楚生接舆的凤歌(《论语·微子第十八》),何必谈什么教化!

自己也不过是讲讲历史哲学的课而已,却被人误会为干涉国事,其实不过是一个带发的行僧而已。

感谢童年老友的深情,万里之乐寄诗来说祝寿,一定要唱和才是。

王启宗及陈世志二人,夏末也一前一后来探望老师,这时《怀师》已经出版了。

老师见到王启宗,就建议他办手续移民美国,希望他能佐理一些事务。王启宗的三个儿女都在美国学成就业多年,但他夫妇二人并不愿移居美国,因为在台湾 生活方便,朋友又多。现在既然是老师的嘱咐,他也就办理申请赴美了。万万没有想到,老师后来反而住在香港,而他却到旧金山去住了。

那次兰溪住了几天,老师就嘱殷曰序开车,送他们两人到加拿大多伦多去,路经尼加拉瓜瀑布游玩,再过桥到了加国。这时的李淑君已在加国好几年了,她又协助十方书院的三个比丘尼圆观、永会、宏忍到了加拿大、后来禅定师(赖芳如)也去了。

在此之前,华府地区德国镇有一个美以美教会的教堂出售,老师就把它买下,准备将来用作书院讲堂。

这年的暑假,李文一家四口,先回到比利时去控望父母家人,然后又转赴美国去看老师。

李文对老师说,已经买了一个古老高级的红木炕床,为老师到港下榻之用。

老师又说,一定要到香港去看看。

到了年底的时候,我的小女儿保云到美国新泽西姐姐家过圣诞。后来她姐妹二人开车四小小时到华府去看一个画展,是美国著名的女画家Georgia  Okeffe的展览。她们看过画展后就顺道去拜望了南老师。

到了兰溪行馆,老师正为人写字,看到了保云,也就写了一个条幅给她。当晚她们就留宿在“天松阁”。

“天松阁”是朱博士生前所住的地方,那时刘宗民、黄恩悌及殷曰序等仍住在那里。

由于听到朱博士去世后的一些奇怪的事情,保云一走进天松阁就说:

“朱博士啊!我知道你对我很好,但是我求求你,千万不要让我看见你,我会受不了的,拜托拜托!千万拜托!”

朱博士天上有知,一定会笑她如此幼稚。

朱博士去世已整整一年了,几天后,陈世志又从台北来到了兰溪。

 

经国先生之死

陈世志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又到了兰溪行馆,长途飞行又加上时差之故,正睡得糊里糊涂。忽然老师把他唤醒,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大消息:蒋经国去世了。

这使我回忆起他去世前四年(一九八四)的一件事。

那天消息传来,蒋经国先生进了医院,这似乎象征了有大事要发生,因为平时都是请医生到家中诊病的。

蒋经国先生本患有多年的糖尿病,视力很差,两腿早已无法随意行动。

到了老师办公室,我就提到蒋经国先生入院的消息,老师沉吟了一下,喃喃的说道:“不可能啊!按照我教他的方法,至少还可以再活两年啊!”

我立刻明白老师这话的含义了。

颇有一段时间,有关人士曾三番五次请老师去与蒋经国先生见面,老师始终不肯。猜想蒋经国先生的问题大概是寿元及健康,老师一定是请中间的有关人士,转告了一些法门,以控制身体的障碍,延续生命的时间,以便他完成计划中的任务。

听到老师的话,我并未再问什么。过了两天,蒋经国先生又出院了,到他去世的时候,实际上又活了四年,超过老师所说的“至少两年”。

蒋经国先生去世的消息出来,我立刻想到老师四年前的那几句话。老师所教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神通,而是现在科学界所研讨的生命科学。

这门所谓生命科学的学问,早存在于多种学说之中。道家的学术中有,佛家的学说中有,甚至儒家也有,但在研究的时候,人们往往只偏重在思维意识,以致于这些学术都仅仅成了哲学思想。如果重视实证,就进入了生命科学的领域。

孟子所说“养吾浩然之气”,庄子所说“真人之息以踵”,都超越了思维意识,而是生命具体的能力呈现。佛家理论以心的力量转变物质的色身,显示唯心与唯物的相互作用,更为生命科学的实践所证明。

但这个唯心,基本上仍建筑在自己这个唯物的躯体上,没有这个躯体,唯心意识无处依附,所以说又是唯心,又是唯物,又不是唯心又不是唯物,谓之中道。

老师为什么有这些方法呢?他一生都以自身做生命科学的实证,不像一般学者那样,只研究思想观念。孔子说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!”学了方法还要去实践,否则只停留在理论阶段,就成为口头禅了。

生命科学是以生命去实践的事,真是非同小可。记得有一次开会前,人尚未到齐,老师说去睡二十分钟,我们问他要不要拨个闹钟提醒,老师说:

“连这个小事都作不了主,还叫什么功夫!”

老人在睡梦中都可自己作主,醒梦一如,不论是睡是醒,都是清清明明的,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吧!

如果能对自身作主,不论是意识,或色身,也许才算得上庄子所谓的“真人”,佛家所谓的“证悟”,儒家所说的“圣贤”。

 

初到香港

蒋经国先生过世两周之后,元月二十六日那天,我在台北收到老师的传真:

“雨虹道友如见:

我约于三日后赴港,可能在彼度过旧历新春,如你能早日成行,或可在港一晤,得以畅叙。临时或将约包卓立在港会面,但今未作决定耳。专此祝

平安

老拙”

一九八八、元、二十六

老师是元月二十九日从美国启程的,因为两地时差,到香港已是三十一日了。照老师传真所写,到香港并未计划久留,但是旧年过后,老师却计划暂时留在香港了,从此,再也没有回到美国。

后来有美方人士又来邀约赴美,但老师总是回答他们说,自己是中国人,在台湾三十多年,儒释道三家学术都讲过许多次了,对得起台湾了。美国的朋友当然也是朋友,但总会想到还有十三亿自己的同胞,希望能先对他们尽些绵薄之力……

老师传真中所提到的包卓立(Willam  Bodri)那时正在台湾,他在康乃尔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,在纽约华尔街任高薪工作,也是那一行中优秀顶尖的人物。但他自来喜爱中华文化,涉猎很多。一个 偶然的机缘,听到了老师的名字,就在周末专程从纽约赶到兰溪行馆,拜访老师。

当他与老师交谈时,是李素美居中充当翻译。后来包卓立告诉我,当他初次与老师会面时,问老师一些问题,可是李素美刚翻译了几句,老师就开始回答了; 而李素美才翻译了几句老师的回答,他已完全明白了。他与老师彼此不通对方的言语,但却能互通此的心意。包卓立说,这个感觉很奇妙,于是就立刻辞掉高收入的 工作,收拾行囊到台湾来学中文了。

老师到香港后,包卓立也就到香港相会,后来就在香港工作,一方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。他极擅长收集资料,研究的范围也很广,领悟力极强,可能与他在大学研究所时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。

老师初到香港时,下榻于李文家,这时风闻而来的旧识和学生,愈来愈多。旧年过后不久,老师开始寻找新住处,那时香港房屋价钱尚未大涨,李素美先买了 麦当劳道一层四卧室供老师使用。这时孙静源的太太林美年,也到了香港,在同楼买了二十八层一户,一度也由老师分配暂用。不久,王启宗到港,记得就是住在二 十八层。后来大约过了一年,又都卖掉另迁,孙太太则迁至铜锣湾。

孙静源先生,大家都称他孙老板,原是台湾国丰实业的董事长。孙家上一代即从事木材业,但到了孙老板经营“国丰”(原名国丰木业),才开创了企业的管理。

记得是一九七0年,孙老板夫妇从日本留学回来,那时孙老板才三十岁出头,他的叔父孙海先生,买了一个倒闭拍卖的工厂,交给他去动脑筋。那年我们去高雄时,曾到他那里参观,发现他们夫妇住在工厂的门房,含辛茹苦的在为这个工厂奋斗,准备从事制造夹板外销。

过了几年,“国丰”成功了,而且也成为全台湾外销第一的工厂,赚了不少外汇。孙老板采用新的经营观念,接受专家的建议,陈定国博士就是被孙老板罗致的企管专家。

老师在台湾时,孙老板亦常来听课,他作事认真,听课也认真写笔记。多年后,他让出国丰,转向国际投资,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上海,都有他的事业。

孙老板很重伦理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到南投县水里乡去拜访他的叔父孙海先生;那时国丰股票刚上市不久,孙海先生看见我就拉着我去看他的新汽车,他说:“这是静源买来送我的。国丰办成功了,他先买了这部进口车给我,后来他自己也买了一部,比送我的这一部稍微差一点。”

这件事虽小,但说明了孙老板是一个恪守分际不僭越的人。事实上,孙家是遵守传统文化习俗的家庭,孙海先生幼失父母,是由年长二十岁的兄长(孙老板的父亲)抚养长大的。后来孙海先生事业虽已发达,但对这个长兄始终尊如父辈,吃饭的时候,一定要等这个兄长坐下,大家才会落座。

孙海自己有五子二女,他对兄长的儿女(孙静源姐弟)也像自己儿女一样,他们姐弟与堂兄弟姊妹间,也都相亲相爱,在现在的社会中,实不可多得。

 

另一页开始

我在一九八六年从大陆回台,本应该受管制两年不许出境,但第二年蒋经国就宣布开放回大陆探亲了。一时许多老兵都纷纷办手续出台,先到香港再转回大陆,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新鲜事。

清明节前,我按照回大陆故乡的行程,先到香港与老师见了面,将近三年未见,老师依然故我。似乎老师从来没有情绪不对的时候,就是再大的事情发生,老师仍是安安稳稳的、冷静和悦的处理。

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有一次,一鹏(老师在台湾长子)仍在读高中的时候,因为年纪轻,有时会发一下脾气,那天听见老师对他说:

“一鹏,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,你就先深呼吸一下,可能气就消了。”

我猜一鹏听了这句话,大概气也消了。

我从大陆回来,又在香港停留几天,那时老师正在忙着安置新住处,我则住在晓园大姐在九龙塘的房子。晚上要回去,老师还派人送我。有一次是卫梦楷小姐和她的弟弟开车相送,因为走错了路,还被警察拦下来,开了罚单。

这年九月,我又要有返乡之旅了,这时林中治跟我联络,要与我同行。

我和林中治一同搭机到了香港,李文、祁立曼夫妇来接。林中治住到专为返乡人居住的小客栈。由于过境赴大陆的人太多,应时而生的是许多家庭型小客栈,因为当时还没有当天转机飞大陆的安排。

那时正时兴三大件五小件,探亲回乡的人可买几件,又办了台胞证,第二天他直飞老家福清(近福州),我则到北京去。

走前那天晚上,我又去看了老师。碰见南国熙也从美国来了。

这时,老师的家乡温州,也接连不断的来人,除了自己家中亲人故旧外,还有沾亲带故,以及八杆子打不着的热情乡谊人士。这其中最亲的是次子小舜,与老师一别已经四十余年了。他的相貌也颇似老师,是个中医师。

另外一个是从上海来的王伟国,他的父亲是老师的姨表兄,他的姑母就是老师的原配夫人,所以他称老师为姑父,也可称表叔。

王伟国是化学工程师,老师开始对上海的化工投资,也因这个晚辈是化学工程师的原故。后来他所负责的联盈塑料化工厂,经营成功,被列入上海十家民营科技优秀企业之一,受到奖励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到香港老师处众多的来客中,最积极的是温州市的一些官员们。李景山处长是陪同小舜一起来港的,同时传达了温州刘市长、董书记等,对修建金温铁路的期望。

一时之间,吃饭时的餐桌上,也摆出了温州的鱼干,以及道不出名字的海腥味食物。

我三番五次回大陆,是希望将先母的骨灰送回故乡,与先父一同归葬祖坟。虽然跑了几趟,却因先父是在变局中遭难,堂弟兄亲友们都说要先平反才行。但因年代久远,费了不少事也未办妥。

过了不久,我从郑州回到香港,发现老师虽然到香港半年多了,但是美国的事,香港的事,仍陆续在处理。例如老师赴美时,带去藏书数万册,现在又须运到香港。诸如此类的事,外加新增添的大陆的事,不知有多少。

这天孙老板夫妇也来到香港,因为正值持蟹赏菊的深秋,孙老板请大家去吃大闸蟹。老师的故乡濒海,习惯海味鱼蟹之类。那天是在香港有名的一家潮州餐厅,我也吃了一只大闸蟹。

岂知半夜就闹肚子,泄泻不止,以为是食物不洁。次晨电话询问各人,都平安无恙,证明是自己肠胃不习惯之故,赶紧匆匆回台北了。

 

老古 兰溪 华侨们

回到台北不久,陈世志就带了一包资料来找我,说是老师嘱咐他交给我的。

原来是老师十年前所讲“显密圆通修证次第”的一些资料,因为他(陈)想出版,老师就要他交给我整理,同时老师还附了一封信给我。后来这些资料整理出版,就是《如何修证佛法》这本书。

过了没多久,陈世志就离开了老古公司,一切业务暂时移交给王启宗先生。这时“老古”面临了颇大的转变局面,因为老师不可能即时回台湾领导,后来几经研商,就请古国治回来负责,那时他正在保险公司任职。

由于以往的老古公司,在老师主持的时代,延续到陈世志时代,都是以个人为主轴的领导方式,现在这个方式不再适合,便趁机另作人事安排,会计、书库、业务等,都另聘新人、分工合作,开始建立制度。

我即时联络了林中治,请他来负责书库方面的整顿工作。另请胡传宗先生,负责会计制度的建立,胡先生原在大企业任会计,因病辞职休养,恰好身体刚刚复元,也算巧合。

我则积极忙着《如何修证佛法》的整理工作,到了八九年五月,终于完工了。

这时老师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,要我到华府禅学讲堂走一趟。

原来从前所购置的那个教堂,挂起了“禅学讲堂”的牌子,在加拿大的三位比丘尼宏忍、永会、圆观,已来到这里安顿下来。他们也常邀人前来与华侨朋友们结缘。显明老和尚曾从纽约前来讲经,颇为轰动,洪文亮医师也曾前往讲演。

老师在华府时,我始终未曾前往,现在老师回到了远东,我却于八九年的九月底,来到了华府地区。

到后第二天,永会师开车陪我到老师曾居住的兰溪行馆,那时有一对云南来的学人胡君夫妇,正借住于此。看到门前的小河小桥,不禁想起来朱博士的种种,更感世事之无常。

在禅学讲堂两个月,适逢洛杉矶大地震,从电视上看得一清二楚,十分惊人。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处理紧急事件的组织能力,确实是训练有素,是一个比较有秩序的国家。

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,总有二等公民的感觉,不管有钱没钱,你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。孔祥熙这个早期中国的大财主,太太又是宋蔼龄,他们长期住在美 国时,听说孤独极了。既富且贵的身段,中国人无人比得上,不能来往;美国的上层又看他们是落魄政客,也不来往,孤独就在所难免了。

其他的中国人又分为许多种,只有最早期的学人赵元任等的时代,融入美国的学术界高层。而作为华工赴美的广东华侨及他们的后代,则另成一种团体。二次 大战后赴美的移民及学人,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,台湾发财的企业人士及子女又是一种,加上大陆近年开放赴美的大陆知识分子,也是一种,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不同 群体或类别,是附属于美国社会的群体,极少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。

记得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矶时,夏先生告诉我,每逢周末,到中国寺庙中吃素斋的年轻人,都有百人以上。

当时我颇为惊奇,为什么信佛教的中国年轻人这么多?岂知并非如此。夏先生说,这些年轻中国留学生,无钱去玩,又思乡心重,无处可以宣泄情绪,只好到中国寺庙中碰碰中国人,说说中国话,解解他们的寂寞和乡愁。

这又使我想起,多年前一个美国朋友名叫Palmer的,也曾问我:

“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?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。不论从英国、法国、北欧、俄国,乃至于南美各国人,一旦到了美国,很快变成美国人,下一代就分不出来了。只有你们中国人,不管到了美国多少代,仍然自成团体,永远是中国人。”

他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,可能种族是一个问题,欧洲人是高加索人种的白人,而中国人是蒙古种的黄种人,混在一起有非我族类的感觉。但最有关系的还是文化的传承问题,是人文历史的因素。

记得牟宗三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,大意是人住在美国,听到说起美国开国大总统华盛顿,或者历史名人杰弗逊、林肯等,我们只觉得那只是几个名字,不会有太大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提到了姜太公、项羽、诸葛亮,甚至孙悟空,我们马上感觉到真人真事活在心中。所以,中国人就是中国人。

十二月初,我回到了台北,《如何修证佛法》已经印好了。

 

复旦 商务 北大

到了年底,林中治辞职离开了老古,因为有人请他去讲佛法。这时胡先生已离去,后来又找另外会计来接替他的工作。此时,书库已经整理有了眉目,会计也大致建立了制度。

这时在香港,来了一个大陆复旦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王雷泉,拜望了老师。具体情况不得而知,只知道由他介绍,复旦大学出版社想出版南老师的《论语别裁》。后来李素美及李传洪姐弟到了上海,共同协调确定这件事。

当我知道这事的时候,已是春天三、四月了。那天老师打电话给我,要我去上海处理有关《论语别裁》的一些文字琐事。

因为复旦出版社要改成简体字出版,书中的一些文字,也要转变成大陆书籍的习惯用语,如“民国”改成“公元”,“水准”改成“水平”以及一些想不到的意识表达等,都可能须略加修改。

复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是陈士强,他是哲学硕士,他将拟改的地方传真到香港给老师审查,这样作法原已进行了一段时间。后来老师为了省时省事,嘱我前往,一次性解决,有问题时立刻相互讨论,则比较方便。

于是我收拾行囊去了上海。

我与陈士强一同工作了一天,就解决了文字的问题,记得接着要出版的,还有《禅与道概论》,这本书“复旦”出版时,改名为《禅宗与道家》。

这次在上海,也认识了北京来的一个青年史平(现改名为史原朋),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,那时老师的著作尚未在大陆流行,史平却独具信心。

这年的秋天,我到了北京,顺便谈到《孟子旁通》、《老子他说》这两本书的出版。我曾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门谈过,记得是史平陪我同去,“商务印书馆”表示有兴趣,但要看完全书再定。

过了几天,我得到了婉拒的消息。因为那时南老师的书尚未在大陆流传,我猜想商务印书馆是怕销路有问题,故而不敢尝试。

不久我从另外渠道得知,商务印书馆把这两本书送到某大学哲学系一个教授处征询意见,这位熟悉台湾的教授加以反对,理由不详,以致造成商务的婉拒。

后来我到了香港,曾问老师是否曾与这位教授结怨。老师说他不知道,至于别人为何怨他,则更不知道了。总之,老师并不以为意,一切顺其自然而已。后来这两本书是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,现已改交复旦出版。

 

闫修篆与《易经》

在我准备去美国的时候,想起了老师讲《易经系传》的录音记录,应该找人加以整理出版了,我在所能想到的人士之中,感觉只有闫修篆最为合适。

闫先生对《易经》很下过功夫,他的著作,是由“五洲”出版的《易经的图与卦》。他也是河南籍,更是程颢、程颐两兄弟的小同乡。又幼读古书,擅长文字。但他也是一个忙人,因为他是英泰广告公司董事长,又另有其他工厂企业等,大家都称他闫董。

我把讲课的录音带交给他,请他务必花些时间做这件工作。我当时这样对他说:

“你每天上下班从北投家中来回台北,要在车上两个多小时,何不利用你在车上的时间,边听录音带边记录下来呢!”

闫董对老师的事一向热心,当时也爽快答应了,说“试试看吧!”

却不料,才过了几天,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,他做不了这个工作,原因是:耳朵上戴着耳机听录音带,眼睛上戴了老花镜,手上拿着笔,腿上放着笔记本,弄得手忙脚乱,实在不能妥善胜任。所以他说干不了这个差事,并且一定要把录音带还给我。

我当时感觉很泄气,只好对他说:

“录音带暂时不要还我,因为反正没有人能接这个工作,也许你可以先听一段时间再说。”

既然他并未再坚持退还录音带,我又进一步试着说服他,我说:

“有个电影明星说,她翻译一本书的时候,困难重重,几乎做不下去了。后来她忽然想起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,于是就念文殊的咒子,渐渐的心绪定下来,很顺利的翻译好了那本书。”

闫董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,问道:

“文殊菩萨的咒子怎么念?”

我回答说:

“我也不知道!不过,也许你可以念一个其他你会的咒子,反正是精神集中就行。”

闫董没有再坚持,后来他有没有念咒子,念的什么咒子,我都不知道,只是他工作顺利,大约半年多完成了初稿,我又在编辑工作上用了几个月,一九九一年四月,终于出版了,书名为《易经系传别讲》。

除了这本书外,闫董在《易经杂说》这本书上,也花了不少功夫。因为这本书是陈世志离开“老古”前所印,当时因时间匆促,校审工作不太完整,所以后来一版、二版,一直到六版,修订再三,都是闫董独自担纲完成的。

在闫董刚整理好《易经系传别讲》时,古国治又无法继续负责“老古”了,因为他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不能辞掉,不能专职在老古。

这时王启宗和我想了一个主意,请闫董负责老古的管理工作,因为他当过政治部主任、金门县长等职务,管理经验丰富。他自己事业多,虽不能专职,但他可以找合作过的管理人才来负责,他只担任督导即可。

此事得到老师的首肯,老师并与他签约一年,委托他代为管理,就这样,他的故旧史鹤先生来到了“老古”,担任经理之职,管理得井井有条,建立了更缜密的制度。一年一年下来,一直维持了八年之久。

这时我仍负责编务,与闫董每隔一日到“老古”上班协调。王主任因为办了赴美移民的手续,时常要到美国去,当他在台湾的时候,也和我们每天下午会面,在“十方”楼顶打太极拳。

 

两个女菩萨

一九九0年二月十四日,是农历的除夕,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。这一晚,温州发生了一桩大事,老师的百岁高堂老母,吃完了年夜饭后,忽然撤手西归了。

这个突然的消息,对老师有多大的冲击,不得而知,但我们在台湾的人,却个个震惊。

在这个变动的大时代中,母子一别四十余载,老师虽已到港两三年,也始终并未回乡探亲。现在,母子就此人天永隔,在我们些凡夫俗子看来,真是情何以堪!

难道老师都不想回去拜见自己的慈母吗?必定是客观环境和种种不足向外人道的原因,在困阻着老师的归乡路。那绝不是他人所能了解的一种内心煎熬,并且还要承受着种种不孝的呵责。

还记得十几年前老师在台湾的时候,有一天收到家信,说老太太身体欠安,视力也不行了,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回大陆探亲。

老师一手拿着信,神情很沉重的说:“恐怕等不到与母亲见面了!”

一个离乡别井数十载的人,看了家书说出这句话,是何等的悲痛啊!至少我这个旁观者的心,已陷入了悲痛。我忽然对老师说:

“老师,您发个愿吧!愿将来有母子团聚的一天。”

老师淡淡的自言自语道:

“是啊!发个愿吧!”

老师到香港后,听说老太太很盼望儿女能回乡相聚,但孙子们到香港见过父亲后,老太太了解了情况,也就不再巴望着儿女是否回来了。

密宗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有一个故事:大师在修道时,他遥远的故乡,常有人带口信来,说他的母亲想念他这个出家的儿子,希望他能回家见个面。

一次,又有乡人带来口信,说母亲希望他回去见面,要他务必设法回家乡一趟。

古时候交通不便,往来费时,这位大师就对来人说:

“这样吧!我一时无法回去,待我画一张我自己的像,请你带回去交给母亲,她老人家看到我的画像,也就像看到我一样。”

这个乡人无奈,只好把大师的画像带回去了。当老人家打开画像后,画中的大师竟叫了一声“妈!”

老太太高兴极了,立刻说:

“我的儿子成功了,回来不回来都不要紧了。”

这不过是一则故事,也许他的母亲只是想知道儿子的修行究竟如何,故而总托人叫他回家见面。但我却偶尔会想,为什么老师的母亲后来并不再要老师回家见面呢?是老师带回过一张自己的像,叫过一声“妈”吗?抑或是老太太曾神游香港,已与爱子见过了呢?

老太太仙逝,老师也没有回乡,国熙从香港回去奔丧,另外李素美、李传洪、尹衍梁等好几批冒着寒冷前往温州协办丧事。

记得卫梦楷也去参加了丧礼。事情过了不久,卫梦楷从香港到台北来了。人家知道她曾去参加丧礼,就邀请她在十方讲堂,向大家报告经过。

她说得很感人,但最使人感动的部分,是对师母(王翠凤)的赞美和敬佩。她说:

“师母是那样的安详、守礼、按部就班,看到她的一切,自己真觉得惭愧万分,我们天天说学佛,连一点师母的坦然无争的气度都没有,真惭愧啊!应该先向师母学做人之道才是啊!”

卫小姐的这番话,不久,就得到了证实,那是师母到香港的时候。老太太过世时,师母王翠凤女士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了。在这以前的很多年,她一直都是亲自 照应婆婆,夜里更是同榻而眠,随时照顾琐事。放眼天下,不但这样的媳妇少见,恐怕这样的女儿也不多。这个日夜照料婆婆的媳妇,自己也早就是一个老人了啊!

老太太走了,当年的秋冬之际,老师就办了手续,邀师母到香港来会面。师母抵达香港的前几天,我刚好从北京回到香港。记得王启宗,孙老板的太太林美年等,许多人也正好都到香港来了,大家都企盼着师母的到来。

师母到港的前一天,我忽然心血来潮,对老师说,我想明天就回台北,不等着见师母了。老师问我为什么,我说:

“师母千里迢迢是来与老师相会的,至于是否多看到一个老师的学生,并不重要;况且,师母与老师分别四十多年后相聚。一定有说不完的话,外人越少在场越好。”

老师首肯了我的意见,所以我就在师母到的那天走了,与师母未曾见面。

王启宗办完了事,不久也回到台北,向我们仔细述说了师母到港的情况,还照了不少相。师母与老师重逢,老师对她说:

“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。日子不好过,让你受了许多委曲折磨。”

老师这样说,可能是希望她一吐胸中郁积几十年的苦难,但师母却回答说:

“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,只管未来吧!”

这是何等的心胸和度量!一个女人,对于几十年的苦熬,毫无怨尤,竟然一语带过,天下有几个女人能做得到呢!

老师的学生们热情的带着师母去买东西,看电影,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。林美年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师母,后来老师说师母年纪大了,恐怕不习惯穿高跟鞋,扭了脚反而不好,孙太太这才作罢。

对于大家的热情,师母愉快而自然的一一接受,但听王启宗说来说去,总使人产生一种感觉,师母是要使大家高兴,使事情圆满。她,永远扮演着服务别人的角色,一个慈悲喜舍的活菩萨;而周围的我们,反而成为“本欲度师母,反被师母度”了。

师母没有留恋香港,她只住了半个月,就提前又返回故乡了。五十多年的夫妻,相聚只有两年,再相逢只有两周。

但是她,平静自在的回去了。她和老师在家乡的直系子孙,已是四代同堂,她更舍不得长时间离开这些儿孙们。

 

金温铁路

由于老师在香港,我又为了出版的事常去大陆,所以我在香港停留的次数就相当频繁了。渐渐发现,老师对金温铁路的修筑的事,已涉入很深。

自从老师来到了香港,浙江省方面不断来人磋商金温铁路的事,几乎我每次到港,都会碰见浙江省来的代表,由王伟国陪同。

我曾遇见过的,前前后后计有浙江副省长柴松岳(现在的省长)、有温州市长刘锡荣(现在的副省长)、副市长马云博,主任级的有章华表、陈敬之等,还有许多其他的人,无法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。

而老师这里,也不断派人前往浙江省,去实地考察具体情况。代表老师去浙江调查或开会的,有彭嘉恒和马有慧夫妇。马有慧是澳门的名门小姐,熟悉大陆事务,她与彭嘉恒,都是加拿大学成归来的会计师。

另外参加筹划的,还有一位蔡世亮蔡老板,他是香港实业家,旗下多角经营,在老师那里所吃的水果,多是蔡老板日常供应的。蔡老板更热心公益,在福建他的故乡,办有养老院、孤儿院等。

另一个就是联盈公司的总经理李素美以及包卓立,李素美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,他们都多次前往浙江,辛劳备尝。

在台湾方面参与筹备策划的,主要有李傅洪、尹衍梁、陈定国夫妇等,他们也都是企业界及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有力人士,且个人事业遍及多地。陈定国博士实际上是当时正大集团的执行副总裁。

这些台、港双方的专才,都三番五次的以专业立场,带领着律师银行界等,去调查、评估、协商,在老师的领导下,将这个修筑铁路的计划努力推动。

一九九0年二月二十五日,尹衍梁代表老师的联盈兴业公司,到上海与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的代表陈同海,签定了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协议书,见证人是 贾亦斌及丁世祥。贾亦斌是政协委员,民革主席,他和老师是抗战时期成都中央军校的旧识,那时老师是政治教官,他们“同在军官教育队工作,彼此很谈得 来……”(贾著《半生风雨录》)。

接着是彭嘉恒及马有慧二位会计师,深入研究评估具体的问题,即资本额、贷款问题、经营权、外汇平衡等等,并向老师提出书面具体报告。

但是这个合资修筑金温铁路的计划,经过复杂的作业程序,耗费了将近两年的时光,直到一九九一年底才得到国务院的批准。而在这两年之间,浙江省的领导已经更换,原来的温州市长刘锡荣已调离温州市,继任的市长为陈文宪,市委书记为孔祥有。

新的温州领导,对铁路的修建,亦极有热忱,上任后曾致函老师:

尊敬的南怀瑾先生:

为了不辜负浙西南人民的期望,不辜负先生爱国爱乡的赤诚之心,我们将建设金温铁路作为自己上任以来的头等大事,全力以赴的做好金温铁路建设的一切准备工作,不遗余力地推进铁路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,努力促使金温铁路的宏伟蓝图在“八五”前期获得实现。

我们殷切期望南老先生方便的时候,拨冗莅温考察、指导我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,我等将竭诚欢迎!

温州市委书记 孔祥有

温州市长 陈文宪

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

合约的正式签定,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,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是由杨国章经理签字,确认见证人为省长柴松岳。香港联盈公司则由李素美总经理签字,确认见证人为南怀瑾。

在双方会商讨论的时候,老师曾说了一段话,其中有一段是:

我一生说出的话,一定做到,我做一件事,只问它应不应该做,该做的,我一定去做。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八十年,修了七次都没有成功,今天我就决定一定 要修,不是为我,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,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。因为不如此,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。所以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,那 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了这个大门,以后的人就好走了,政府也就会更改法律,就不会这么批来批去了。创造一个新境界,领导这 个时代在变的人,永远是辛劳的。我希望大家知道我的想法,我的目的,不是在投资,我是在做一个笨人而已。你们说什么台商,就是不懂得宣传,我明明是外资、 港资,总要加上一点政治色彩。你们知道,修这条铁路,既不是政治目的,也不是经济目的,只是开启一个例子。你们看,送钱去,都得等三年来来往往的批文,这 个大门,我们不去打开,谁愿意去做呢?

签字后不久,我刚好到了香港,晚饭后与包卓立聊天,他向我透露了一些消息。据他所说,金温铁路经过评估,从商业角度上说,绝对不能投资,但老师却决心要做这件事。

最有意思的是,老师对做成一件事的看法与胸怀,显然与众不同。当有经验的人提醒老师,如将资金一旦汇入,大陆办事的习惯,都会又买汽车,又买装备,先花一大堆钱给个人方便……

老师却说:

“譬如我汇进去一百万,他们就算浪费了八十万,总会用二十万修铁路吧!一旦开始修铁路,就不能停止,就会修下去了……”

老师这个大胆的做法确实非比寻常。当我走笔至此的时候,谢天谢地铁路已经修好通车了。但是其中的苦太难描述,从九二年正式开工,到九七年四月全线通 车,老师所写给有关各方的信函,竟有一百多万字之多。这不是金钱的问题,一件事的成功,靠各方力量的配合。中国人本位主义浓厚,要把这些本位主义都捏合一 起,往往是最困难的一项工程。

候承业博士是一九九三年七月起参与金温铁路部分工作的,常常往来于美国、香港、浙江省之间。

记得老师说过,对大陆投资,必须具备四项理念和认识:“共产主义的理想,社会主义的福利,资本主义的经营,中国文化的精神”。照金温铁路修筑的艰困过程来说,恐怕还要另加第五项,那就是超人的无私奉献和无限广阔的胸怀。

这件长达十年的事,需要惊人的耐力和绝对冷静客观的头脑。两岸三地以及美国,常听到有关老师与金温铁路的闲言闲语,但老师一概置之不理。甚至老师还 说,一个人要做事,背后一定会有人批评,只有忍辱,就是俗语所说做事要“忍辱负重”。一般人都能负重,但不容易忍辱,不能忍辱就会功亏一溃。

铁路修好了,老师还路于民,铁路沿线的一切利益都不染指,干净利落的写下句点。

 

厦门之行

福建省厦门有一个南普陀,是一座寺院。因为浙江省有个普陀山,厦门在浙江之南,故名南普陀。

浙江的普陀山,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,传说为观音菩萨的道场,有许多传奇的事迹。

南普陀座落厦门,也是颇有名气的道场,还办有闽南佛学院。改革开放之后,由于历史因素及地利之便,与台湾民间往来密切,香火也较内地为盛。故尔内地许多出家人,多向这里流动,一时之间,这个只能容纳两百人的寺院,出家众竟达四百人之多。

大约是一九九一年的时候,郭姮妟(沙弥)和母亲李素美女士到厦门时,曾到南普陀参观,与住持妙湛老和尚见了面。

这位老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,东北籍,是一个修行严谨的出家人。他对来客说,此生有两大愿望,其一是修建一个禅堂,其二是想举办一次“禅七”。

郭姮妟被和尚的真情所动,当时就承担了这桩事,向母亲、舅舅及老师化募,终于促成了这座禅堂的兴建。

老和尚后来数度前往香港与老师会面,相聚有缘,我也曾两次在香港遇见老和尚。

老师接着陆续有些计划,支持寺院与厦门大学合作,培植僧侣的学养,提升他们的水平,以利宏法及修持。

老师常对出家人说,现在的社会,在家修行的人很多,你们出家人会的(包括唱念敲打),在家人都会。但是在家人会的,你们出家人不一定会。这样一比, 出家人就矮了半截,如何说法?如何度人呢?所以要赶快迎头赶上。老师在上海也曾支持这样一个计划,是与复旦大学合作,由王雷泉教授主持,培训各地选的僧 众。

妙湛老和尚与老师很投契,老师的高堂慈母之丧,老和尚也曾派人前往主持诵经法会。

厦门大学与南普陀制定了合作计划,后来又延伸到更多项的计划。厦大成立了海外中医科及针灸科,中医是学习两年,针灸是三个月。老师鼓励许多台港的青 年前往受训。台湾的出家人去学习的更多,如宏忍、法光、亲证、圆观、禅定等,还有美国小姐纪雅云(P.Gia50mmasi),另外李淑君、吴美珍(陈定 国夫人)、谢锦扬、陈照凤、吴振鹏、林世光、曾湘如等都曾前去学习。其中香港的林世光,又多次再进修,后来便一直在香港开业。

曾湘如女士原为劳政武先生的《龙旗》杂志编辑,一九九三年南老师嘱劳君停办杂志,后在广东开平辟建“凤仪实验观光农场”,由曾湘如主持,老师颇为鼓 励,答应担任名誉董事长。曾女士随即又前往厦大学习中医及针灸,成绩很好,九六年底又回厦大实习,辛劳引发旧疾,回台不久就去世了,实在可惜。

最有意思的是,台湾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主任朱乃欣医师,也曾前往学习。朱医师在美国密西根医学院时,与陈定国博士比邻而居,成为好友。他本来在美国 医院当医师,在这一行十分杰出,常代表美国到各国参加医学会议。后来被王永庆坚邀回台,负责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。有一次他与陈定国博士一同来港,老师就劝 他再学一些中医的知识,可补助医疗,他果然安排时间也到厦大去上中医课了。他虚心好学,精神可佩。

朱医师更擅长散文,随手写来,温馨感人。他经常为报纸杂志写文章,有医学知识的,有抒情的,极受读者欢迎。他也曾为《人文世界》写过文章,并出版有《认识脑保护脑开发脑》等书。

话题再转回南普陀,郭姮妟所首倡建造的禅堂,盖了两三年,终于完工了,听说过程也颇曲折困难。一九九三年冬将完工时,妙老又来到了香港。

这次老和尚前来,是专程邀请老师以贵宾身份,参加这个新禅堂落成典礼。并请老师主持新禅堂第一次禅七。

妙老认为,新建禅堂当然要举办禅七,由老师主七才是最圆满的。

但老师辞谢不去,要他另请高明。妙老在来港之前,已经几次在电话中邀请老师了,因为老师不答应,他只好亲自前来,表达诚意。就这样,来来往往,很折腾了一段时间,最后抵挡不住老和尚为大众求法的愿力和诚意,老师终于答应了。

这时宏忍、法光、亲证、德修、日鸿等几位比丘尼,仍在厦大学习,她们从前都是“十方书院”的学生,现在就近都参与了准备和协调的工作。时间仍按照老师的老习惯,定在农历正月初二开始。

当我们在台湾知道的时候,已大致筹备好了,因为要去的人很多,又逢过年长假期,故尔机票难订,要等候补机位,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:

“你可以先到北京,再由北京搭机去厦门。”

我很奇怪,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呢?老师说因为从香港去厦门的机位都没有了,但从北京去厦门仍有。幸好我有一个亲戚在华航,所以就由他帮忙,经由香港陈勋伟先生,解决了机位,于除夕前一日先到香港。

老师则在除夕当天,由吴振鹏陪同,先到厦门去了。老师嘱咐国熙代他作主人,陪大家吃年夜饭,饭后还要遵循老传统,掷骰子玩赌钱游戏。

当晚与陈定国夫妇、劳政武一家五口、谢锦扬、欧阳哲、曾湘如还有国熙的准新娘何碧媚等一同吃年夜饭,掷骰子。押注只有一元、五元等小数目,结果我是大赢家,只可惜不在美国的赌城,否则就赢得多了。

我本来不想去厦门占位子的,因为以往老师在台湾的时候,跟着打禅七也有不少次了,我对老师说:“打死也悟不了啦,不如把位子让给年轻人。”但听说这次人数太多,老师的题目是“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实践”,由于科学的进步,科学界也涉入生命多边的研究。

记得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,已有梦境研究室,其他如进入禅定时的脑部及生命现象的变化,也都在科学界展开研究。近年来全世界更对死亡的研究不遗余力,美国有些大学还开设了死亡学研究的课程。

 

禅堂和妙老

到了厦门才知道规模之庞大,竟有七百人之多,临时赶来旁听的,也有不少。禅堂只能容下半数,其余的一半,只能坐在楼上讲堂,借着闭路电视,听老师说话,并观看禅堂的活动。

寺院里的出家众,只选出了部分人参加,多数的都在后勤岗位担任支援的工作,如做饭,准备茶水,清洁工作等,他们十分辛劳。如按照佛门的说法,这些服务的人,都是护法,功德无量。

参加的人,从美国、法国、香港、加拿大、台湾分道而来,但最多的仍属大陆同胞。小舜和几位温州的人士一起来到,也有从各地寺院来的老修行,及不少老居士。

最难得的是四川来的几位,其中有维摩精舍从学过袁焕仙太老师的门人们。另有秦敏初女士,她的母亲是张怀恕,一九四五年时,老师曾在五通桥张怀恕家中闭关。

另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和尚,是峨嵋山的通永法师。他是老师在峨嵋山闭关时的护关兄弟,与老师的情谊非比寻常。他们与老师分手整整半个世纪,此次再相逢,在这种场合,更别具意义。

通永老和尚极富幽默感,也可以说是禅机。有一天在晚会心得讨论时,他发言了,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老师说:

“我很想看到你抓几条鱼出来,给我们大家看看才痛快。”意思是说想看到几个当下开悟的人。

老师笑了,回答他说:

“我也想啊!可是这些鱼都很滑,抓不住啊!”

这次共有三名医生参加:香港的黄昌发医师、台湾洪文亮医生,及朱乃欣医师,他们都从生理学和医学的角度,解答了不少疑问,这些问题多数都与修持引起的身心变化有关。

七日之中,仍由李淑君及古国治写黑板。

厦门是个好地方,我们这些人,被安排在厦大为海外侨生住宿的公寓中,那时公寓刚落成不久。从卧室窗子往外看去,就是大海了,每晨起来看到海面上渔船点点,令人心旷神怡。

七天结束后,许多人纷纷安排回程,临行的前一天,饭后回宿舍时,在电梯中遇见小舜,他与另一个温州记者朋友过来谈天。小舜说,他曾与母亲、哥哥到过台湾,那时老师住在基隆,所以他在基隆的户政事务所还有户籍呢。说起来又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

厦门七日的盛会是一九九四年的二月,后来这一年及第二年(一九九五),妙老也到香港来过,因为南普陀不断举办社会福利事业、救孤、赈灾、义诊、发挥大乘的济世精神。

九五年十一月七日,妙老又来到香港,这次是要再度邀请老师到厦门讲演。

但是,老师没有说去或是不去,只转移了话题,劝妙老把寺务移交,一切放下。

那天大陆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正好来访,老师介绍他们相识,希望大陆政府善用宗教的力量,辅导宗教界走入社会,致力社会福利工作,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因为阎明复主持的民政部门,正是负责社会福利救苦扶孤等项工作的。

一周后,妙老返回厦门,再过一周,却传来他得病的消息。

十二月初妙老住进了北京医院,诊断结果证实是癌症。但妙老拒绝开刀,也拒绝化学治疗,他坚持要回到南普陀,顺应自然,迎接一切。

阎明复在十二月中旬到医院探望妙老,但妙老只写了几个字给他:

“毋忘世上苦人多。”

妙老十七日回到了南普陀他的方丈室,次日晚上,弟子打电话给南老师,请和老和尚说几句话,这是最后的话别。翌日中午,妙老右胁吉祥卧,安祥的,尊严的,平静的去了。

南老师的挽联,评价了妙老此生的行持:

处变不惊 数十载密行止观

悲愿主普陀 谁说蜀流无大德

临危不乱 三星期随时通话

坚持归丈室 果知定慧有高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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