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先生侧记(六)

南怀瑾先生侧记(六)

彼得圣吉造访

一九九五年的四月,台北举办了一场讲演,邀请的讲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圣吉(Peter M.Senge)博士。

这位圣吉博士,著有《第五项修练》一书,被美国《商业杂志》誉为新一代最杰出的管理学大师之一。

这本书被高雄中山大学杨硕英教授协助译成中文,由“天下文化”出版,在台湾也造成轰动,所以才有邀其来台讲演之举。

那天我打电话给老师,说明天就来香港。老师说,彼得圣吉也是明天来看他,我这才知道圣吉博士要来拜访老师的事。

圣吉博士是由杨硕英教授陪同前来的,我刚好躬逢其盛,下午约四点钟,他们下了飞机就赶到老师这边来了,我是早一步到的。因为他们当晚九时还要搭机回美,所以在老师处只能停留四、五个小时。

他们到了以后,为了争取时间立刻进入正题,在写了《第五项修练》之后,应该如何再提升?应向哪方面努力?

老师则建议他读中国的三本书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及《管子》。前两本书不但是个人内在修养及立身处世的实典,并且包含了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。

至于《管子》,则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,以及形而下的用世及治国理念和实际措施。

圣吉博士觉得人们已体认到科学发展的极限性,人们看到的世界只是人们所能够看到的,但并不完全是确实存在的世界。

老师说,人类走向机械文明的趋势是不容易挽回的,这一切不是只靠宗教或现代管理就能解决。时代的根本问题,还必须靠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结合,才能打开一条出路。但这个哲学不是普通所谓的哲学,而是东方涉及生命实证的佛家及道家的学问。

老师与彼得圣吉博士对谈了将近三小时,彭嘉恒将手记交给杨教授参考,整理发表于七月十五日出刊的《远见杂志》。

两年后(一九九七)的六月中旬,圣吉博士又来到了香港。这次来访的计划,是短期学习中华文化。与他同来的一行共有五人,多是美国管理学术的工作者。 另外前来参加的,还有美国国务院的艾德,杨定一医师及夫人王瑞华,葛元宏(Griffin)医师,以及巴黎大学东方学系主任戴思博等。

从台湾前往参加的,有杨硕英教授及夫人马黛博士、《西藏生死书》译者郑振煌教授,企业界有孙静源先生及钟正光董事长(长谷建设),另有大陆学人七、八位参加,以及香港黄昌发医师等多人。

由于参与人士多属学术界及企业管理阶层,老师就从唯识论的五十一心所开始讲起。这是一门涉及人类意识活动状态及分类的学问,与管理学关系极为密切。

当老师分析到唯识学中“见思惑”的问题时,这些管理学者们顿觉豁然开朗。据他们告诉译者纪雅云说,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,遭遇的困扰正在这个方面,原来唯识学中早已讲到了。

在这次的讲述中,也说到了生死问题,儒家是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把不了解的问题搁在一边。

道家则不然,其对生死不但有哲学的观念,更有向死亡挑战的修仙不老的实践派。

但较有完整体系的,则属佛家的生死学说,尤以佛学最为详尽。近年密宗在世界上流行较广,西藏的生死之说也颇受世人关注,但也有问题。老师一一加以阐释,解开众人的迷思。

彼得圣吉一行的学者们说,在老师多层次涵盖颇广的讲述中,他们找到了许多契合管理学发展的重点,收获极大。在个人修养方面,圣吉博士说,他多次被老师的话所感动,只有在座位上频频施礼,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激之情。

最妙的是那位美国葛医生的话。他对我说,自己一向对道家学术有兴趣,下过不少功夫,但对道家的精神层面,总感觉“语焉不详”;此次听了南老师的讲解,顿觉云开雾散,这个感觉太棒了,太伟大了!

 

南著译介西方

包卓立在香港的这些年,除了参与金温铁路一些事务,像进行贷款安排等等之外,他花时间最多的,是从事安排老师著作的英译,由美国公司出版发行的事。

大约是一九九一年,我到了香港。包卓立告诉我《如何修证佛法》这本书,正由美国的杰西克里瑞(J.G.Cleary)译成英文,而校订的工作是由他担任的。

他这个工作很繁重,是一个沟通的工作,要帮助译者去解疑释惑,所以每逢我到香港,都看到他校订的译文。有一次,他很不解的问我,为什么我整理《如何修证佛法》这本书时,不把小标题放在段落中?如果那样排列,会使这本书更有次序而章节分明。

我说那是顺应自然啊!当初也想那样做,把标题排入段落中,不错,标题是我加的,但是再三看内容,无法照应分段,只得依照原先老师所讲的形式,把内容提示出来,使读者阅读方便。后来包卓立仔细再看,发现的确如此。

整理老师的讲记,确有相当的困难。因为老师讲课的时候,如天马行空,越说越远,绕出去半天,最后自会落归主题。在听讲的时候,因为现场气氛,还有老 师的神态表情等,了解自然没有问题;但在转变成为文字时,就使人有缺乏逻辑次序的感觉。整理老师讲记的人,都曾有这种困扰,但是最后的结果,就采用了顺势 的方式,顺着老师的口气与讲法,不去加以硬性的整编,以保持老师讲课的本来精神和风貌。

说到这里又想起一桩事,与老师讲课记录有关。有一次,好像是一九九四年,有人将老师在香港讲的经文记录,交给王雷泉教授整理。我到香港时,大家就交 给我,希望在“老古”出版。我虽负责“老古”编务,但是与老师有关的文字,我决不敢擅自作主,一定要先得到老师的许可。而当我问老师是否看过了王雷泉整理 的记录时,老师即刻说:

“已经看过了,整理得很好,但是不要出版。”

老师这句话像是一个闷葫芦,又像是一个话头,我不由自主的参起来了,一路把话头参到了北京。

这时王雷泉正好从上海到北京去开会,他已经知道了“老古”不拟出版的事,起初还怀疑是我从中作梗。那次我住在新侨饭店,他特别来找我,问我对于他整理那篇文字的意见。

从事文字工作的人,当然希望知道读者或出版者的真实反映或想法,这时我忽然对老师的话头有了破解,就很坦诚的对他说:

“你的西洋哲学背景,使得文章也讲究逻辑性。但老师讲课是即兴发挥的,常常东说一句,西说一句,又凑拢来归回主题,那是毫不符合西洋逻辑的。但乱中有序,自然而流畅。这正是他讲课的风格。”

“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大事,把老师的话加以排列组合,以成为条理分明的文章。不错,你尽心尽力办到了,但已经不是南老师的东西了,变成了你王雷泉的作品了。换言之,失掉了原味。”

王雷泉大表同意,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疑虑。辛苦了一暑假,把文章逻辑化,真是白费事啊!

提起这件事的原因,也是因为感到整理老师讲课的困难。做过这个工作的人,都有过内心的挣扎。后来虽说是顺势而为,但整理出来的文字,总觉无法表达出老师讲课时的味道,那是飘逸自在和智慧涌泻的风采。

这是信、达、雅以外的韵味,也是最不容易传达的。

言归正传,把《如何修证佛法》译为英文的这位美国人杰西克里瑞先生,先是写过一封信给包卓立,他说曾在一九八0年开始看南先生的著作,认为南先生的 学述宽广博大,融通各家,既有理论,更有实证,为这个时代所罕见。他认为,这本书英译出版后,会对西方造成震撼,因为不但内容是以往西方所未见,而南先生 的表达方式,也是前无古人的。

说起译者杰西克里瑞,他与汤玛士克里瑞(Thomas Cleary)是两兄弟,都毕业自哈佛大学,并立志从事东方文化译介的工作。三十年来,成就非凡,汤玛士已将三、四十种中文古籍译成英文,如《周易》、 《孙子兵法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孙不二女丹》、《悟真篇》,以及八十卷的《华严经》等,成效惊人,两弟兄正陆续英译老师的著述,在美国出版。

印度在释迦牟尼灭度后九百年间,也有一对兄弟,就是世亲、无着二人。他们著有《俱舍论》等,对佛法影响至巨。有人戏称,克里瑞两弟兄,是印度的世亲、无着兄弟转世,到美国从事宏介东方文化的工作。大概因为他们都是两兄弟之故,才会有这种比喻。

杰西克里瑞将《如何修证佛法》英译本分为上下两部,而且书名也不同,前半部名为Working Toward Enlightenment-The  Culti-vation Of practice,后半部书名为To Realize Enlightenment-Practice Of  Cultivation path,分别在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四年在美国SamuelWeiser公司出版。

他后来又英译了《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》(Basic Buddhism:Exp-loring Buddhism and Zen)是一九九七出版。

至于汤玛士克里瑞,他翻译了南著《禅与道概论》中禅的部分,一九九五年由美国Charles E.Tuttle Co.INC出版。

《如何修证佛法》上册,一九九八年译成法文由巴黎LE Seuil公司出版,这是从英译本转译成法文的。

另有一本《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》,在一九九四年译成法文出版,出版公司为巴黎Guy Tredaniel  Editeur。这本书是直接由中文译成法文的。

记得一九九五年,老古公司在台北忽然接到韩国华侨辛源俸由汉城来信,希望许可他将《易经系传别讲》译成韩文在汉城出版。我无法分辨韩文,但由这位辛 先生来信看得出,他中文造诣很不错,字也写得好,就欣然同意他的请求。这本书于一年多后出版了,当时约定版税交老古公司三分之一。当他拿到版税要寄来时, 正逢亚洲金融风暴,一夕之间,韩币狂跌,那个版税已变成微乎其微了。这也算是韩译本的一桩题外趣事。

后来,辛源俸又译了《易经杂说》,也在一九九八年底出版问世。

在这几年中,以前所出版的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也陆续由英文译本译成了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、意大利文、德文,而《习禅录影》也出了西班牙文版。

 

儿童读诵经典诗词

牟宗三先生的关门弟子王财贵博士,为了文化教育,倡导儿童读经,已经在台湾奋斗了不少年。他到处奔走讲演,推动这个计划。

这是古代传统儿童读书学习的方法,不论懂不懂,先把四书五经诗词等背会了,将来孩子长大成人,自然会懂,那时就受益无穷了。

近代的教育,经过检讨,发现传统老办法仍是好方法。因为科学已经证明,人在十三岁以前,是记忆最佳时期,也是脑力开发的重要时期。儿童学习力强,过目不忘,并且喜爱学习摹仿,如果不给他们好文好诗去读诵,他们就会背诵电视广告,以及其他无用的话语。

李素美得知王博士倡导儿童读经的事,就在一九九七年秋天,邀他到香港公开讲演介绍。海南航空公司的总裁陈峰,也是一个热心文化的企业界人士;他随即安排王财贵博士到海南岛,在他的公司讲演,以推行儿童教育。他们公司员工有千人以上。

这时我与周勋男,正要从香港到广州去,老师交代我们,从广州直飞海南岛,也参加他们的活动。

与王财贵博士一同到海口去的,还有香港佛教图书馆的何泽霖馆长,孙静源父子、首愚法师等。

我们参观了海南航空公司。这虽是一个成立不久的航空公司,但是领导人的见解与风格,以及他强势的领袖魅力,已使该公司颇有规模了。

王博士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。我们又到了三亚,岛的南端。那里正在建造一个“南山寺”,是传统文化象征,也有旅游上的意义,首愚法师也赞助了这个计划。

老师常说,现代人不了解传统教育法多么轻松愉快,儿童们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,不知不觉就学会了。

由于古书浓缩了“人文科学”和“自然科学”等多方面的知识结晶,受到后世的人尊敬,并被称之为“经典”。

现在,东方及西方研究教育的人士,都普遍认为,幼年读诵经典,可加强脑力开发,同时也学到了道德学问。

老师接着即交代郭姮妟专责推广儿童读经教育,并将编印的新课本,除台港外,推广到大陆、美国、欧洲及南洋等华侨聚集的地方。

所编课本,除了中国的经典、诗词、文章,还另编有英文的佳文。这些英文读本,已开始在台湾先行推动试办,因为台湾许多小学都已开始教英文了。

儿童读经的事,老师极为重视,希望从儿童开始,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。

其实儿童读经的方法是很轻松的,只在每天下课前用十分钟。由老师带领大家诵读,孩子们同声齐唱,只要一两次就会背了。这不但不是苦事,反而是孩子们唱歌一般的快乐事。

台湾推行这个实验已有多年,逐渐扩大,也渐见成效。有一次台南区举办了儿童状元会考,参加的孩子们比赛背诵经典,连四岁的孩子都会背《老子》呢。

可是,成绩最惊人的是大陆的儿童。

一九九八年的四月,郭姮妟正式辞掉她在香港里昂银行的高薪工作,投身到这个儿童读经计划,到大陆许多地方。所以到了十月,天津就举办了一个儿童读经比赛(包括两岸及港澳),台湾前往参加的,有十个小朋友,而成绩惊人的,是大陆的儿童。

说起大陆推行这个计划,是由希望工程的徐永光先生开始的。他到香港时,老师先向他提出这个活动,他立即去举办,受到了欢迎。后来许多学校跟进,逐渐推广,故而才有比赛时的好成绩。

台北的薇阁小学,近年也推行不遗余力。一九九八年十月,北京的十个中学校长访问团来台,也曾前往参观,听了孩子们读经,大家都印象深刻。

美国侨界热心推广的,是新泽西州台塑公司的王瑞华女士。许多关心儿童潜能开发的团体,也纷纷加入推行的行列,希望人类的下一代,能够在正常的文化轨道上健康成长。

早在修筑金温铁路的时代,许老爹(鸣真)就曾对老师说过,希望快些把这条铁路完成,以便开始老师另一条文化教育的大道。

最了解老师胸怀的是许老爹,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,老师在给许老爹的信中,写了一首诗:

百年世事未能平 造化无端苦弄人

抵掌细谈天下事 相知唯子许鸣真

 

羽毛

有一天,记得是一九九六之秋,老师提早来到会客室,进门就嘱亲证师铺设笔砚纸张,原来要写字了。

我站在一旁观看,第一幅老师写出几个大字:

照人依旧披肝胆

入世翻愁损羽毛

再看下去,原来题款是写给我的,一时不禁吃了一惊。

我并未向老师求字啊!现在为什么先写一幅给我的呢?大概是因为我站在旁边,算是顺水人情吧。

老师继续写下去,写了不少幅,字也越写越好。我站在旁边不自觉的喊起来。

老师的字自成一派,但每幅都似有败笔。奇怪的是,这并无损于整体的自在逍遥的气势。就像鉴赏诗的人所说:“无好句有好篇”,每句诗虽很平凡,但整篇读下来却引人入胜,毫不平凡。

另有些诗是“有好句无好篇”,每句都是金句,但通篇读下来,却不知所云。

老师的字是“有好篇”之类的,别人想学也学不来,虽有败笔,整幅看起来风格独特,有仙风道骨之感。

写到最后一幅,也是给我的,可是能回应我说“越写越好”的那句话,这一幅败笔少,是古人的诗句。

但使我越想越纳闷的,还是那句“入世翻愁损羽毛”的话,总觉得有些玄机。

当天夜晚似乎半睡半醒,脑海中总在若隐若现的飘浮着这句话。

爱惜羽毛是做人的基本常情,正人君子都会爱惜羽毛,但在老师的口气里,爱惜羽毛似乎成了一种障碍。

在胡思乱想理不出头绪时,忽然想到不久前与老师的一段对话,那天在说到《人文世界》复刊的事(一九九六初),我好像说了一句“不能丢人”之类的话,老师却说:“我不怕丢人”。我又说:

“老师不怕丢人,但是我怕丢人啊!”

这也是爱惜羽毛的意思,做事不能丢人现眼,不能被人笑话……

又想到有一次,说到任事不易,被人批评,老师立刻说:

“要做事就不能怕被批评。因为只要做事就会遭人批评,做得不好有人骂,做得好也有人骂,怕人骂就不能做事。”

对啊!仔细回想一下,老师是不管别人的批评或背后谩骂的,他一概置之不理。前面我也提到过,对他人的闲言闲语,他会说“人家要吃饭嘛!我们也要吃饭嘛!”

第二天又见到老师时,我说:

“昨晚参了一夜的话头,今天悟到了,爱惜羽毛是我的习惯,有时为了自己的羽毛,不肯去做该做的事……”

老师没有任何答复。

前不久,张尚德从苗栗到台北老古公司来,他在苗栗办了一个“达摩书院”,有不少学生。他告诉我一件事,颇有意思。

他说,有一天他的好朋友到书院去看他,这个好朋友是大学教授,张尚德就请他到课堂讲演。在整整两小时的讲演中,这位教授只说了一件事,就是骂南怀瑾,一直骂了两小时。

我颇奇怪,就问张尚德,此人是否与南老师有过节,故而如此?

张尚德说:“毫无过节。”

“那是为了什么?”我奇怪的问。

“只能说是人性如此!”

真高明的一句评语,我心中想,张尚德凭这句话,就够资格办“达摩书院”了。

我又追问一句:

“那么你如何反应呢?他在你的课堂骂你的老师?”

他说,讲演完毕,他就对这位好友说:

“我现在才知道,你的学问比南老师高啊!”

就凭这句话,张尚德应该算是不简单的人物了。这种现象就是老师说的,做得不好有人骂,做得好也有人骂,反正总有人骂。

又过了不久,台北电视播映“雍正王朝”,老师在香港也看了。有一次在电话里说到雍正的政绩和行事作风,老师说:

“雍正这类的人,努力去做该做的事,别人骂不骂,他根本不管,别人是否了解他也不在乎,更不计较什么名呀利呀之类的。”

猜想这也是对爱惜羽毛的另一种注解。真要做事就不能考虑爱惜羽毛的问题,要做大事更要置羽毛于不顾。

问题是,动机必须是公而无私,那才可以置羽毛于不顾。

 

凌峰和贺顺顺

前两年凌峰到香港去拜访老师,因为他看了老师的《论语别裁》,而且很认真仔细的看过了。那次我不在场,听人告诉我,他滔滔不绝,还不时引述老师书中 的话。真是有备而来。不像有些人听南老师有名,千方百计托人介绍来相见,等到见面的时候,还请教老师有没有著作可以给他看,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我曾碰见过 好几次这种人,当时老师笑笑,幽默的回答:“我糊里糊涂,自己也是不清楚。”

一九九八年的十月中,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早上,李素美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,约我中午去铜锣湾一家餐厅吃午餐。她告诉我还有凌峰、贺顺顺夫妇,另有包卓立等,并且饭后要与老师及大陆的来新国先生,一起讨论合作拍片的事。

餐馆相会,发现贺顺顺本人比照片更美丽有韵味。更难得的,她可不是绣花枕头,而是头脑很有些深度的人。本来她在联合报写的小文章,我就是经常的读者。

看到贺顺顺,会使人觉得上帝太不公平,她又美丽,又有头脑,又努力,又可亲,好像是完美的化身;而有些上帝所造的人,却是那么的不完美,不可爱,或者是笨。谁能说上帝是公平的呢!

很快餐厅就有人发现了凌峰,过来请他签名,因为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早是两岸三地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了。

等我们餐罢,老板也来了,向凌峰致意,并要求他能在节目中报道他们这家的厨艺。凌峰立刻就答应了。

这个餐厅的老板可是很有名气的,不久前台湾媒体报道一则消息,说李登辉总统吃“三头鲍”,听说李吃的三头鲍,就是这家老板到台湾来烹调的宴席。

所谓三头鲍,是指一斤干鲍鱼只有三个的意思,以此证明是大号极品鲍鱼。

后来媒体报道讨论得太多,大众认为李登辉太奢侈,李就说话了:

“人家请我吃饭,我就去了,我也不知道几头鲍!”

言下之意,客随主便,也不能怪他云云。

我们从餐馆到了老师办公室,大约是三点钟,老板与来新国先生已经先到了。原来是来新国想拍一部电影,是有关西藏达赖六世的一生。

达赖六世是有名的诗人,他的佛法成就很高,据说六世及以前几世的达赖,都经过确认是达赖转世;但从第七世开始,就不太确定了。

传说,因为达赖六世不想再来西藏了,所以六世以后并非真的达赖转世;虽非真达赖,想必也是有成就的活佛转世,反正这些都是无法证实的话,姑妄听之也罢。

达赖六世的诗,是很有名的,普通人听起来,感觉都是艳诗情歌;懂佛法的人读起来,感觉是借男女之情,写出佛法修证的要旨。

总之,达赖的诗很有味道,“老古”公司也曾出版过《达赖六世情歌》。

大家讨论了一阵,凌峰认为,拍电影太难,难在找不到饰演达赖六世的演员,修养不够的演员,反而会毁了达赖六世的形象。

老师认为有道理。

过了两天我到北京去了,再回香港已是十一月初。

这天下午三点,电话铃响,我顺手接了电话,对方说找欧阳哲,我告诉他,欧阳哲外出未回,对方就问我:

“请问你是那一位?”

我回答说:“我姓刘?”

“啊!刘大姐,你好,我是凌峰。”

我大吃一惊,这个凌峰好厉害,我就对他说:

“你的记性真好呀……我们才见过一次面,竟然就记住了……”

他更加机智的说:

“我印象深刻的人,一次就牢记不忘;如果印象不好的人,见多少次,也记不住。”

古人说:“天下好话佛说尽”,这个凌峰真够得上有超人的口才,灵活的头脑。当年他和张帝、张魁兄弟在电视台合作“神仙老虎狗”的节目时,大家都感觉他不简单,将来定非池中物。难怪后来有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制作,确有创意,有贡献,这个人的确有天才。

那时老师正开始积极推动“儿童读经”活动,并且还制作了一个录影带。

晚饭后放录影带给凌峰看,请他提出些意见。老师对这件录影带并不满意,所以希望能由凌峰重新制作。

 

王教授和王先生

中国人姓王的很多,同名或者同音的更多。因为老师的口音不是标准的国音,听音也有些落差,所以常常有些妙事趣事,甚至有误解的事发生。

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桩事,就是与甲骨文权威学者董作宾氏的对谈。

董氏那时仍任教台湾大学,晚年夜眠不佳。有一天,朋友陪同来访南老师,他说到睡眠不佳之苦。

南老师听了,就半开玩笑似的说:

“董先生,您老要多学学下愚啊!”

董老听了,不发一语,面色凝重,后来就起身告辞,拄着拐杖走了。

董老回去后,有人问他,南先生对你的睡眠不佳建议了什么法门?

董老不悦的说:

“岂有此理,他叫我学下女!”

台湾沿用日本习俗,称家中的女佣人为“下女”。老师的浙江国语,听进董老这位北方人的耳朵里,“下愚”就成了“下女”了。这是口音上闹的笑话。

有一次,大约是一九九四年,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王震义教授,正在翻译冯友兰氏的《新知言》一书。王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,在美任教十载,学术研究极为深入,且颇有著作。

在他所译《新知言》第九章中,冯氏引用了曹洞宗的“五位君臣旨诀”,临济宗的“四科简”、“四宾主”等。王教授自觉译得不尽满意,那年经过台湾,就请程兆态先生介绍,向南老师请益。

程老电话得悉南老师不在台湾,故而未能会面。后来以通信方式,得到老师口述录音带,解释这个问题,时在一九九五年三月。

其实程兆态先生对禅宗的研究是颇负盛名的,他对文化的努力和奉献也是众所周知的事。程氏的著作《完人的生活与风姿》一书,绝对不是口头禅,这本书所透露出来的讯息,更超出了书生之见,它对读者的启示,是不容忽视的。

再说王震义教授,因与老师的这段因缘,他在一九九六年秋冬之际途经香港时,就特别前往与老师晤面。

这次真的见面了,而我刚好也在香港。

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,后来才知道,王教授王启宗,原是旧识,曾在高中同学。

老师在饭桌上说出了一则故事,是与王教授有关的。

由于前次未能与王教授当面讨论禅宗“五位君臣”、“四科简”等问题,老师对他印象深刻。当把录音带寄去之后不久,某日,有客来访,自称是“王震义”,老师还以为他又从美国来了。

因为老师与王教授从未谋面,彼此并不认识,寒喧后,老师就问他学校情形如何等等的话。

奇怪的是,来客所答皆不相干,两人越说越不对劲,南辕北辙。

大概客人也感觉到了,就对老师说:感谢老师,幸亏看了老师的书,在患难多年的岁月,才能身心平安,度过了苦难(大意如此)。

老师听了更加不解,连忙再请教来客的大名,原来是“王正谊”先生。

把王正谊听成了王震义,闹出了一则奇妙相会的事。

听了老师说了这段趣闻,大家都笑了,所谓此“正谊”并非彼“震义”,因口音或听音的差别,发生在老师周围这类的事,还真是不少。

这位王正谊先生,是蒋母王太夫人的内侄,即蒋经国的表哥。他从前曾任政府高职,作官不易,后来受了苦难多年。那次因为老师的著述而与老师结缘,又因老师听错了名字而与老师晤面。说起来,也是有缘相会的趣事。

王震义教授除了学术著作外,还是一个诗人,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,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他的七节诗“第四杯”,最后一节如下:

是上天的赐福?

是人工的开物?

已让沙漠变成绿洲,

更让生命在太空登陆。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

这五百年的火,更不可辜负。

我是中华流浪子,

感于古圣先贤的垂教,

和亿万位拓荒者的胼手胝足,

感谢吧,祝福吧,今宵

正是灯红酒绿。

 

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佛律与国法》

老师于一九八八年移居香港后,头几年忙于金温铁路的事,又忙于其他投资的事,在香港成立了联盈公司,总经理是李素美,所以许多实际工作的执行,也就落到李素美肩上了。她经常奔波各地,十分辛劳,本来她是身体较弱的一个人,后来竟变成了一个女强人。

但老师心中所系,仍是中华民族的根,也就是文化。在我的印象中,老师有时是随缘做事,不太强求的,但是就在王震义先生走后,老师忽然谈起有关《大学》的事。

老师慨叹的说,对佛学的讲解,已经够多了,对于道家的学术也讲了不少,但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儒家四书,只出版了《论语别裁》及《孟子旁通》。而最重 要的《大学》及《中庸》,还没有著述。另外道家重要著作《老子》,也只出版了上半部。所以老师说,希望快些把《大学》讲完出版,《中庸》也讲完出版,再把 《老子》下半部整理好出版,然后把《孟子》全部讲完出版,这样就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,责任已了,以后就可以无所牵挂了。

听到老师如此严肃的叙述使命感,既喜且忧。喜的是老师决心要做这些事,都是大家极企盼的;忧的是,老师已经是忙得不可开交,各地访客如云,读者来信堆积如山,外加铁路的事,数不清的各种事,如何抽得出时间来讲呢?

说到这里就想到《老子他说》一书所引起的事。这本书出版后,受到极大的欢迎,许多读者,就急于看到下册。老古公司常常接到询问的电话,有时还有激烈 热情的读者,打电话来骂,说:“你们骗人,只出上册不出下册,拖了这么多年,再不出版下册,我们就把上册退还给你们,以示抗议”云云。

老师心中最急于出版的,是讲《大学》的稿子。事实上,已讲过不少次了,每次都由不同的人记录,但整理出来又不甚理想,总感觉讲得不太满意。

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,在香港讲课是小班听众,人数不多,所以讲来讲去,难以充分发挥。

老师讲课有个特点,听众越多,讲得越有精神,也越是精彩;后来我建议老师还是亲自动笔写罢。

老师真的自己动笔了。第二年(九七年)三月,当我又到香港时,老师已经写了不少,都是夜深人静时动笔写的,每夜两千字,第二天由宏忍师打字输入电脑。

老师亲手撰写的工作,一共进行了一年,除了宏忍师打字外,谢锦扬及欧阳哲,也忙着从书堆中翻找老师要的资料。这两人也因此学了不少。

到了秋天,我与周勋男从海口回到香港时,老师就把稿子交给周勋男,要他从事核校及编辑的工作。因为全文写得时间太长,可能有前后重复或疏漏之处,一切都由周勋男负责了。

周勋男带着稿子回台湾,认真工作起来,又花了半年功夫才校订完毕,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版了,书名为《原本大学微言》。

在大陆同步印行简体字出版的,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。说起来也是因为战略基金会同仁们的再三催请,才积极推动老师,完成了这项工作。

当我写此文时,《原本大学微言》已出版了一年,而老师的另一著作《中庸》讲述,也已完成了初稿。依样画葫芦,希望年底可以问世。

在老师致力这些工作时,同时也推动了一本佛教戒律探讨的书籍的诞生。因为佛教的戒律,自从唐代道宣创立“南山律宗”后,只有北宋元照法师着力过,此 后千多年来,就未有人作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了。有人说,佛门对戒律,不是糊里糊涂,便是照本宣科。其实,戒律是佛教的根本和生命所系,所以佛说:“毗尼长 在,佛法长住”。毗尼即是戒律的梵语音译,意思是戒律存在,佛法自然存在;所以佛灭时告诫弟子,今后必须“以戒为师”。

但戒律不是一成不变的,是与人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。除了一些基本戒条,许多规定可能因时代而变更,因方便而修正,同时也要与国家的法律相呼应。

在这方面天主教主就比较合理。例如以往的修女穿戴十分严密,二十多年前,罗马教廷就研究修改,修女可以穿普通人的服装,简单庄重,不要花俏即可。反观佛门的服装,历千年而不变,就是因为没有人研究戒律,故尔不能使有关规定符合时代所需之故。

二十多年前,南老师在《民族晚报》上看到一个连载的专栏,名为“古今法律谈”,认为它把古今中外的法律融为一体的写法很好。不久专栏的作者来见南老 师,他原是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硕士班的劳政武,是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。自此劳先生便常到南老师处请教。老师希望他用现代法学及西洋伦理学的眼光,去研究 佛律。但劳政武多年来一直困在政治的是是非非中,又办了一个政论刊物,十多年来脱身不得。

一九九三年,他听从南老师的话,回台北迅速把刊物停掉了,到香港去长住,一边在广东开平故乡办一个“凤仪实验观光农场”,一边在南老师任过院长的 “能仁书院”念博士班,目的就是要专心研究佛门戒律。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五年,终于完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博士论文《戒律学原理》。老师对他的认真努力十分感 动,因为这个时代,人人追求近利,谁肯下功夫在这种学术上呢?但是这种研讨,对佛教的关系实在太大,也实在太重要了。

这本书重要之处还在于:它不只是就戒律而言戒律,而是把佛教大小乘戒律作一全面的研讨,形成了中国“佛教法理学”(Buddhist

Jurisprudence  China),而且与历代中国朝廷的法规关系作了融通性的比较。这本书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由台北“老古”公司出版,书名则稍作变动为《佛律与国法——戒律学原理》。

劳先生对戒律的研究并未停止,以后还要继续作更深入及细节的研讨。他打算仿效《罗马法大全》(Corpus Iursi  CiviliS),研究出一套《中国佛教戒律学大全》来。南老师很高兴,并希望更多佛教界的人士,参与研究。因此,老师特别为《戒律学原理》写了一篇序文 (摭言),也表达了老师的佛教戒律思想。

 

可叹之人

自从一九九0年起,老师的著术在大陆陆续出版已有二十多种,反应热烈的也有,善意批评的也有,吹毛求疵的也有。但最令人伤脑筋的,是佛学书籍引发的反应。

忽然大量涌进来给老师的信件,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要拜师求道,希望快点大彻大悟的人所为。这可能反映了两个社会现象:

其一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,忽然看到此类的书籍,倍感新奇,造成了一种文化冲击。

文化冲击是美国人喜欢说的。一些留学台湾的美国青年,一两年后回到美国,就感觉社会有了变迁,对自己是一个文化冲击,可见世界上的事变化得太快。

所以台湾的书籍,对大陆读者造成了某种冲击,也是很自然的。而大陆的文学作品引进台湾时,同样也有此现象。

其二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,盼望自己成佛可以为所欲为,基本上,这是属于不健康的想法。也有些人是诚心学佛,但是求好之心太切,想拜个老师,立刻点石成金才好。

总之,五花八门,各种想法都有。所以老师感叹不已,有一天竟然说:

“真不该讲那么多佛法,反而使许多人沉迷,而忽略了做人的根本。”

老师希望人人先重视儒家的道理,不但能知道,也能做到,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既不损人利己,也不假公济私,社会上多了公而无私的人,社会自然安定祥和。

无奈,许多热爱学佛学道的人们,却往往假公济私而不自知。

有一次,一个青年从大陆打电话到老古公司,一定要拜南先生为师。我再三解释,南先生并不收什么徒弟,南先生要讲的,在书中都有了。

这个青年仍不甘心,纠缠不休。不得已,我就问他用的是什么电话?他说是单位的电话。我立刻坦白的对他说:

“打长途电话是很贵的,你私人的事,要单位替你付电话费,似乎不大合理吧!这是学佛的第一条戒,戒贪。”

后来对许多公家电话打过来的人们,我都是这样不客气的提醒他们。可见人们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修德的基本。刘备有句话:“莫以善小而不为,莫以恶小而为之”,就是针对这些微末细节的小恶而提醒众人的。

 

吃的趣事

从前老师在台湾的时候,我只是偶而在老师处与大家一同吃饭。那时是江嫂做菜,做什么吃什么。只是老师睡得晚,到了十点多,下了课,多半要吃一些点心。

老师爱吃附近永康街的上海“蟹壳黄”。后来老师由美国到了香港,许多从台湾去看老师的人,都带了蟹壳黄去。有一次蟹壳黄太多了,一时没有吃完,竟然长了霉点,从此再也没有人带了。

老师到了香港以后,我来往比较频繁,与老师一起吃饭的机会也多了起来。

为了避免耗时的应酬,老师原则是不接受邀请出外用餐的。来访的宾客们,多是约在老师这里晚餐晤谈,所以餐桌上常遇见各路来客。他们之中有大学校长、党政要员、企业界大亨、专家教授、青年学子、出家人等等,籍贯更是台、港、大陆,海内海外,还有很多外国人士。

所以准备晚餐是一个大工程,必须有极大的弹性,因为原以为只有一桌人吃饭,临时又来了很多人,突然要准备两桌,甚至更多。

会应付这个局面的,有阿如(余正如)及欧阳哲,他们都是高手。

但是阿如学了针灸,要到处去义诊,时常不在香港;欧阳哲也忙着办公室的外勤工作。现在虽有固定的厨娘,但一周规定休息两天,这两天就要人客串大师傅了。

广东厨娘的烹任不去多谈,好多次我遇上做菜的人,是阿如及欧阳。

老师吃饭很随缘,给备餐的人绝对自由。

饭好了,老师坐下来,看一看菜肴,过了一会就说:

“有没有豆腐乳啊?”

老师要豆腐乳配稀饭了,好像满桌的菜不合口味。

其实,老师并不是挑三捡四,因为全部假牙之故,有些食物不容易嚼,有时是肠胃不空,不适合吃,所以就改为豆腐乳配稀饭了。

老师对饭食注重调节,他习惯吃花生米,且是自家厨房用盐炒的,保持花生的自然原味。一般来说,老师饭食少,适可而止。

行廉姐曾告诉我,当老师从前每周六在杨委员家给众人讲经,晚餐是杨府上准备的精美上席,行廉姐也是听讲中的一个。她说,那么好的一桌菜,老师只浅尝即止。面对美食当前而能如此,她觉得不可思议,因为知“止”很难。

有一次在香港与老师一同用晚餐,在座的有马有慧、彭嘉恒夫妇,赵海英博士,还有朱守正先生,他是饭后前来的。

说到朱先生,他是一家外国银行的经理,也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。他在经历时代苦难时,除了磨练,还读过不少古书,更学了不少杂学。他的文章好,还曾长期为报刊撰文。

他相人的才能(麻衣相法)更是一流,每当他来,大家就热闹起来了。三年多前,当《人文世界》要复刊时,我即向他邀稿,但他说封笔已久,只送了我一本江味浓的《金刚经讲义》,就算交差了。

回头再说那天晚饭刚过,老师突然问我:

“你会不会做熏鱼呵?”

“会呀!当然会呀!”我立刻回答,接着又加了一句:“我明天就做熏鱼给大家吃。”

大话说出去了,心中却毫无把握,因为已经多年不做这些东西了。

当晚赶快打电话到台北朋友处问个清楚,第二天我动口,欧阳动手,总算做出来一盘马马虎虎的熏鱼。

老师赞美了一番,但我怀疑那只是鼓励之辞而已。

又有一次,是阿如做菜,我建议她做一个糖醋鱼,她说:“老师不吃糖醋味的菜。”我说:“老师不吃,我们大家可以吃呀,一桌总有十多个人嘛。”

糖醋鱼端上桌,老师也吃了不少,可见老师吃东西是没有禁忌的。

最令人发噱的一件事,发生在两位北京客人到香港的时候,这两位是曹越先生及华声报的资深记者王学信。那次我并不在香港,后来我到了北京,听到王先生说起在香港那几天的种种。

他说着说着,忽然话锋一转,说起在老师那里吃饭的情形,他说:

“老师那里的菜,一切材料都很高贵,鲍鱼啦,龙虾啦!鸡鸭更不用提了,只不过,吃起来总不大对劲……”

他接着又说:

“我看老师只吃豆腐乳配稀饭,所以临走的前一天,我就亲自动手,给老师做一顿好吃的。”

我颇为吃惊,心想你这个客人,难道还能做一桌精致的盛宴不成吗?不免好奇的问他:

“你做什么好吃的给老师呢?”

“包饺子呀!”他理所当然的回答:“那是个星期天,我和李淑君、赵海英几个人一齐动手。”

我听到他的回答,差一点笑倒。但我略想了一下,他的话太有理了,有时吃一桌酒菜,还不如一顿饺子可口呢!据他和承德来的王玉祥说,饺子源自北宋首都 汴梁(开封),是为除夕夜平安度岁,合家团聚,于交子时的时候守夜,所做的食物,故称为“交子”。后来“交”字加了“食”字边,就成了“饺子”。

我就是开封人,对饺子情有独钟。饺子的学问可大啦,绝非南方人或者泛泛之辈可以了解的。那天的饺子,老师吃得很香,后来还常常提起。

王学信的话,使我回忆起寿公的一件事。

刘安祺将军(寿公),字寿如,黄埔军校二期毕业,从北伐开始军旅生涯,立下很多功勋,长到终身四星上将的高阶。他作风仁厚,在老师的特别班里,是很认真的一员,又是老师教太极拳时的学员。

后来老师赴美了,他下午依旧前来(“十方”十二楼)与我们一同打太极拳。当时基本人员有王启宗、闫修篆、王凤峤、蔡微和我。前三人都曾服务军旅,与寿公有渊源,所以,除了打拳还可以聊聊。

尤以王凤峤老师,是书法名家,与寿公同乡,都是山东人,他在“十方”教书法,也为“老古”的书籍封面题字,寿公也常请他代笔。

由于我常来香港,寿公与老师偶有相互问候的书信,我也就顺便充当信使。

有一天,打完了拳,正要离去,“十方”已摆出了晚餐,一个比丘尼客气的邀我们一同用餐。寿公说:“你们今天吃什么啊!”

“只有一锅素面!”比丘尼回应着。岂知寿公却说:

“好,我就吃一碗吧!”

这句话使我颇为意外,他是四星上将,出入有参谋司机随侍,虽说他不摆架子,但是临时动议就吃人家一碗面,似乎有点那个。

我们在一旁等着,他吃完了面,擦擦嘴,站起来对我们笑笑说:

“今天有人请我吃饭,是五万元的排翅席,菜太好了,我的胃消受不了,所以先吃一碗面,在胃里打个底。”

原来如此。标准的北方乡土习性,饺子和面条,有时真会胜过一桌酒菜呢!

由王学信给老师包饺子的事,使我想到寿公的面。人类各地区各人种习性的确不同,难怪佛说八万四千法门,也是针对不同习性的人的方便教化。

我回到香港后,就建议欧阳,以后来客如是上海、浙江来的,就多准备鲜;如果是北方来的,就请他们吃饺子炸酱面;如果是四川来的,千万少些海味,多些辣椒;如果台湾来的,当然是台菜,“甜不辣”、“三杯鸡”之类的。

欧阳哲是福建人,他做菜喜欢把小鱼干炒入青菜。沿海的人所说的“鲜”,北方人、四川人、及内陆的人,都认为是“腥”,多奇怪呀!

 

外丹

说到吃,除了吃饭之外,还有吃药,也算老师这里的大事。

老师少年读古书的时代,也涉猎过中医,背过《本草纲目》,通晓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及《温病条办》等,老师也背过《汤头歌诀》,会开处方。

《黄帝内经》中有句话,“上医治未病”,这句话据说有两种解释,其一是没有病象时就要医治,意思是病已在身体中潜伏了。

另一种说法是,五脏六腑分属金木水火土,如果病在肾(属水),可能要从肺(属金)或肝(属木)治起,因为金生水,水生木的原故,肺和肝虽未病,但它影响了肾水。这种治法叫做“治未病”,意思是兼顾各个部位的相克相生,标本兼治。

吃药治病是道家的学术,道家的修炼讲究“内丹”与“外丹”。

自身体内所炼成“精气神”之类,称为“内丹”,服用药物就是“外丹”。

举凡治病的药,养生的药,连维他命丸也算,统统应称为“外丹”。

严格说来,连吃饭都应该算是“外丹”,因为不吃饭就会死,人饿了就是“饿病”,吃了饭就把饿病治好了,所以也叫“疗饥”。

道家炼到“辟谷”,可以不吃饭了,才算没有饿病,才可以不服用“饭”这味药。

前面谈到的广钦老和尚,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者,所以他已没有饥饿这个病了,只是每天还要吃些水果。

老师不论住在何处,总有满柜子的药跟着他。那些药并不是只为自己吃的,而是为了方便他人。

大约是学过中医的原故,老师擅长观察人的健康状况,常常一眼望去就道出你的病。因此也就常常包了药给人服用,使小病及早治好,不致成为大病。

为方便计,老师多用台湾的科学中药粉,每次谢锦扬到香港去,都带了许多。

有一次,一个学者老远从北京到香港来,他有计划提出,请教老师的意见。老师没说什么,只对他说:“你的身体有问题,要小心调治。”

记得厦门南普陀的妙老,最后一次到香港来,对老师说到自己的计划,并邀老师再去厦门讲演。

但老师劝他,快点交棒吧,自己年纪大了,专心修行才是。过了不到一个月,妙老就过世了。可能老师那时已看到妙老的病不轻了。

有人开玩笑对老师说:“老师真有些像扁鹊呢!”

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老师如果叫谁吃药,还真没有人敢说不吃。大家心中在想,可以吃药总算不是太糟的病,如果听见老师说:“快点放下,专心修行吧!”那还真使人有些毛骨耸然呢。

好在,老师也说过:修行可以转变命运。记得蒋经国先生经由老师指点修养之道,本来说可延寿两年,结果多活了四年。

 

社会责任

有人说,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,都负有社会责任;这是说,每人除了个人的、家庭的责任外,所做的事情,实际上与社会上大众和生活环境,都有关联,称为社会责任。

举例说吧:乱丢垃圾,车子乱放黑烟,以及浪费资源,如水、电、纸张等等小事,都影响了社会上的他人。

爱惜资源的人,常会被人误会为小器,以为是为了省钱之故。殊不知,断电缺水,大气臭氧层破洞扩大等等,受罪的是大家。

从前读到《永嘉禅宗集》中的一句话,大意是说,愿生生世生不生在边区。当时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还请教过老师。

老师说:“边区生活困难,文化落后,连求生都难,受教育更难,更听不到佛法。所以佛门从前规定,一百里以内有人讲经说法,都要去听,不去听就算是犯戒。”

现在看看非洲落后地区的苦难人民,过着半人半动物似的生活,如果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我们,不知珍惜资源,将来的果报是很可怕的。

所以地球需要大家爱护,社会国家也要大家爱护,这就是社会责任。

但是许多人不了解社会责任,故尔不加重视,所以发挥社会教育功能,使大家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,也成了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。

今年二月,刚过了农历新年,统一公司的林苍生总经理,从台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,约定二月二十三日到老古公司来,一同研究把老师的《原本大学微言》制作成录音带的事。

林苍生先生认识老师也有二十多年了,对老师的文化教育推展工作,一直非常支持。还记得好几年前,他说要买一批老师的著述,带到大陆去送人,因为他要去天津参加一个民办性食用油会议。

我告诉他,复旦大学已出版了不少简体字的老师著作,不必由台湾带了。我又立刻传真给上海的王伟国,请他代为准备一批书籍,待林先生到上海时交给他。我还告诉王伟国说:“如果林先生付给你书款,你就收下,如果不付给你,你也不要向他要。”

林先生当然付了款。他除了支持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外,本身也是极重修养的人,因为他们行事笃实,作风诚恳,也就成为统一公司在社会上的部分形象了。台湾的企业界,领导人的风格和品德,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公司的信心,因为制度固然重要,制订制度及施行的,到底仍是人。

再说《原本大学微言》这本书,出版不久就有了回响,那是美国的王震义教授,他来信说:“南老师之《大学》,又是一部奇书,为了解释一部书,却说出了一部中国文化史,而又是学院派的学者们无法说出者。”

有这样看法的,接着就是林苍生先生和陈定国博士。他俩见面时就讨论了如何推广这部书,使它成为方便读、又方便听的形式。因为许多人没有时间“看”书,却有时间坐在车子里“听”书,如能制成录音带或CD,就方便了。

二月二十三日,林苍生先生一行三人,准时来到老古,我事先也约好了周勋男及吴琼恩教授。那天李素美刚好来台湾,外加郭沙弥及詹曜嘉,大家就一面喝咖啡,一面热烈的发言讨论。

吴琼恩是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兼主任,他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后,深感行政管理这门学问,除了西方的学术外,一定要兼融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。因 为中国儒家、法家、道家和佛家,都包涵有管理哲学。吴氏著作很多,而《行政学》(台湾三民书局出版)一书,被认为是研究深入,见解超越的管理学著作。

吴教授常在讲演时,建议学子先读《论语别裁》,才易进入中西管理学术的领域。学生中也有人反问吴氏:“论语与管理何干?”但读后始信服吴教授的话。

闫修篆先生幼读古籍甚多。他常说,社会上多一个明白人,社会就多一分光明,南老师的著述启发人的智慧和光明面,所以老古的回头书,多数被他买去送了人。他说这是尽一份社会责任。

说到闫修篆先生,他那时担负“老古”公司的管理责任已有八年之久了,等待老师安排接手人。一九九七年七月,周勋男从正中书局提早退休,意在学术及著作方面多些时间。

经过我再三游说,他终于接下了“老古”的工作,十二月开始上班了。这时《原本大学微言》正在紧锣密鼓的出版阶段,到了五月,这本书印好了,再到九月,他却请辞“老古”的负责工作,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。实际上,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管理工作,事倍而功半,希望回到学术的领域中。

怎么办呢?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千方百计请到了郭姮妟小姐,她在美国的大学主修商业,硕士研究是教育,能文能武。年轻的郭姮妟带给“老古”革新和朝气,“老古”有了新的门市,装了网路,办公室也焕然一新。进了门市部,空中还飘送着柔美的音乐呢!

老师永远不肯以商业方式推广自己的书,他常说:

“不要去求人家买书,要买书就到‘老古’来买好了。”

其实,过去的许多年也就是这样经营的,既无广告,也没有业务推广工作,只采取“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”的办法。

老师连金鼎奖都不要,还在乎推销吗?可能老师早已知道,社会上终究是有“所见略同”的人,所以口耳相传就可以了,反正书出版了,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。

“老古”公司在这种不经营的经营原则下,却屹立不摇,在台湾生存了二十多年,所依凭的,是货真价实的文化精神,以及口耳相传的社会支持。

许多人说,“老古”的存在是个异数。

但是老师的说法是:动机纯正,果报必是正面的,这是宇宙间千古不移的因果律。

 

接棒之谜

有一天听到人说,南老师的接棒人又出现了一个,在台北附近某处说法。说到这个人的名字,也没有人知道。

一个人出了名,自然而然的有许多自称是接棒人的人出现,所以常常有人向老师恭喜:

“老师,你又有一个接棒人了。”

老师离开台湾十四年了,许多自称为接棒的人,渐渐浮现,到处都有。不仅是台湾有,大陆也有。

有一次,大陆有人打电话给老师,说你的王姓接班人到北京大学举办禅七活动,请老师确认一下。

老师立刻写了一封信,立字为凭,全文如下:

敬启者:

近来传闻,有人在北京以及大陆各地,自称是我门生弟子,宣扬禅宗,传授禅学,而且还背上我本人照片,自称是代师传道,显系从事学术诈骗及毁谤名誉行为。

本人一生,除在各大学学府正式授课以外,从来不以师道自居,私自收授门徒,传授禅学及道法,如有此举,等于以此招摇捏怪,蒙骗世俗,诬蔑先圣先贤正法眼藏。如有少数不良分子,以耳食唾余,旁听戏论,借此而谋衣食生活,诚为可耻可鄙。

自古以来正统禅宗之徒,皆以“言语道断,心行处灭”为指归,从来皆超然物外,逃名逐世犹恐不及,何至自我宣传而欺世盗名为事。

特此驰函先行声明。

敬请

鉴察

南怀瑾启

一九九四、十一、二

从前有一个梅子和尚(大梅山法常禅师),只为师父马祖道一一句话而悟入,就自己去修行了。后来他师父不放心,派人去测验他,对他说:从前师父说“即心是佛”,现在说法不同,而是“非心非佛”。

梅子和尚听了,就说:这个老头子一天到晚惑乱人,我不管他怎么说,我只认定了“即心是佛”。

师父听到了梅子的反应,很高兴的说,“梅子熟了”,表示他行了。

至于说是不是接班人,那又算得了什么呢?

梅子和尚自己肯定自己,师父也肯定了他,能自信自肯才是重点,不干接班的事。

当然,如果心中犹疑,不能自肯,不免要把老师这个招牌顶在头上,或把照片背在背上,以昭告世人:请相信我!我是有来头的,间或涉及名利,则另当别论。

当六祖慧能受到五祖的传法及肯定,正式成为接班人,他连夜跑掉,那里敢说自己是接班人呢。所以许多明眼人说,老师真正的接班人,一定是大家都不知道的。

古代有一个禅师,门下许多学生,大家相互猜忌,到底谁是接班人。有一天,禅师说:“我的接班人出生了。”

又过了几年,这位禅师说:“我的接班人正在放牛。”

终于有一天,他说:“打开山门,我的接班人来了。”

出门打开,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年轻和尚,他是来挂褡的。

后来,这个挂褡的和尚,真的成为接班人了。

老师的接班人,也许正在放羊,也许正在上学,总之,他早晚会出现的。

当然,这也只是我的揣测罢了,谁知道呢!

但老师的看法又如何呢?多年来,他虽然带领大家“打禅七”,并且印行了这方面的书,但他认为,那只是教大家初步的静坐和禅定而已,实际上并未讲述或传授过真正的禅宗。

老师还曾说过:“如果我讲禅宗,门前草深三尺。”

老师认为,真讲禅宗的话,没有人来听,所以门前的草会长三尺高,就是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的状况。

现在及以往,老师门前总是车水马龙,证明他没有讲禅宗。

老师认为,如果学了禅定的同学们,得少为足,浅尝辄止,但却自以为是,自称悟道,又妄为人师,变成狂禅,这是老师所担心的,也是极痛心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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